20世纪20年代，有两位中国青年，他们相继赴欧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相逢、相识、相知、相助，学有所成后，即回国效力。他们就是深受世人尊敬和爱戴的当代伟人周恩来和邓小平。

　　 相识在法国巴黎

　　 1920年1l月7日，时年22岁、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从天津到上海，登上了一艘法国邮轮赴欧勤工俭学。在欧洲，他一面工作、学习，一面深入了解当地经济、政治及人民生活等方面情况，从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不辞辛苦，到处奔波，足迹遍及西欧各主要国家的首都，如巴黎、伦敦和柏林等地。1921年，当他通过反复比较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巴黎最初成立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不久，该组织就迅速成为旅欧进步华人的联络中心，并相应在旅欧留学生和华人劳工中开展思想启蒙工作。1922年，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积极推动下，中共旅欧支部在巴黎成立，并开展更加深入细致和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该组织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在极为复杂的异国环境和斗争实践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输送了诸如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朱德、李富春、向警予、蔡畅、陈延年、聂荣臻、王若飞、李维汉、邓小平(希贤)等一大批党的杰出领导人。

　　 巧的是，1920年10月，时年仅16岁、少年英俊的邓小平也与一群四川籍子弟加入到赴法勤工俭学行列。在巴黎，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并先后参加了周恩来等人组织和领导的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共旅欧支部，逐步成为上述组织的主要成员和骨干，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联络工作。

　　 周恩来与邓小平，原本天各一方，素不相识，历史的机遇和共同的人生追求，让他们走到一起，并逐步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和亲密战友。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有两件事很值得一提：

　　 其一是共同编辑出版革命刊物《赤光》。该刊创办于1923年，原名《少年》，后改名《赤光》，是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刊物的总负责人就是周恩来，他身兼策划、总编和撰稿等重任。李富春、邓小平、李大章等人先后参加了办刊工作。他们白天打工，晚上加班编印刊物。当时物质条件很差，无论开会、办刊，统统挤在周恩来在巴黎租住的一处小房间里。他们吃的经常是面包加白开水，连蔬菜也时有时无，工作忙碌，生活艰苦，而内心却充满希望。在具体分工方面：以李富春为主搞发行，以邓小平、李大章为主刻蜡板和油印。邓小平年纪轻、志气高、干劲足，办事认真，他所刻蜡板，字迹工整秀丽，排行有序，深受周恩来赏识。由于他身兼油印，手上及脸部经常沾上油墨，同志们便戏称他为“油印博士”，不久，这个雅称便在欧洲中国留学生中广泛传开，成为历史佳话。

　　 其二是周恩来与邓小平等留法学生开办“中华豆腐店”之事。中国赴法留学生中，许多人家境贫寒，他们出国勤工俭学，有时遇上所在地经济萧条，工厂关门或者开工不足，市场不景气，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中国留学生处境更加困难。面对此情此景，大家从不气馁，而是共同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例如1922年6月，在周恩来倡议下，由邓小平为主负责，在巴黎办起一家中国式豆腐店，店名就叫“中华豆腐店”。留学生们在工余轮流到豆腐店参加劳动，甚至连大忙人周恩来有时也抽空来店中帮上一把。年轻人聚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妙趣横生，干活不累。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谋划下，“中华豆腐店”所产豆腐，品质新鲜独特，价廉物美，不仅华侨华人喜欢，连法国人也爱吃，往往供不应求。在此基础上，同学们再出点子，扩大规模，增加品种。除了豆腐，还做豆浆、豆腐脑、豆腐干、冻豆腐和臭豆腐等等，品种繁多。“中华豆腐店”由于方向明确、组织有方、经营得法，效益甚佳，不仅有助于补贴留学生们的生活费用，还为中共旅欧支部提供了部分经费。

　　 留法期间，周恩来与邓小平通力合作的事例不少。几十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就历史往事向其父亲讨教：“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密切？”邓小平明确回答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并肩战斗在上海白区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党中央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努力恢复、整顿和重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改变党组织的散乱状况。经过党中央的不懈努力，果然在较短时间内，迅速重建起党的秘密工作机关、党的秘密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秘密交通网络和党的秘密机关报。

　　 1928年1月，中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此前不久，时年23岁的邓小平亦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负责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至此，两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老战友，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白区重逢，并天天处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为了保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通常设在外国租界区或上海闹市区。如四马路(福州路)有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的447号，就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447号楼下是一家名叫“先黎”的医院，楼上挂有“福兴字庄”招牌，经营土布土纱。楼上楼下，都由政治上可靠的人装成老板和伙计掌管。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多在这里召开，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此处一直很安全，没有受到破坏。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的都是涉及全局或局部的重大问题。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管的事情多，了解的问题也多。邓小平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发言。他发言不多，但很有分量，深入浅出，一听就懂。同时他还要协助周恩来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身居虎穴，做好保卫保密工作是头等大事。周恩来有着丰富的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他对保密工作提出过“以绝对保密为原则”，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他还提倡：“女同志要梳髻子，穿绣花鞋，住机关要两夫妇，讲话不要革命腔。”邓小平作为秘书长和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对保密工作做得格外认真、细致。比如他除了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负责起草有关文件、电报、安排交通和中央机关的有关会议及经费收支等事务，每一项都涉及党的重要机密，而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闪失。又如当时中央领导为适应白区环境，必须不断变换住处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的名人，隐蔽身份更加必要，其住所和名字几乎每隔一月或半月就得更换。根据保密规定，中央领导人之间不知道其他人的住处，只有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掌握着所有这些人的机密。身负重任的邓小平始终牢记和遵照周恩来“绝对保密”的嘱咐，在任期内对党高度负责，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有位名叫黄介然(文容)的革命老人，早年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担任过秘书处长，他回忆起当年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上海的一处党的秘密机关(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二楼)共事的情景时说：“那时候恩来同志与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和技术性的问题，由小平同志处理解决。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恩来同志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就提交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相当于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他还说：“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周恩来与邓小平所接触的人很多，与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也都很熟。邓小平认为：那时候与他工作关系最密切、个人关系也最亲密的，就算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由此可见，周恩来与邓小平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曾昭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