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几乎从未停止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保持平均9.7%的年增长率的同时，依靠高投入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开始凸显。规模效应递减

　　 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处于边际产出递减的范围。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7%。匡算结果显示，每增加1单位的投入GDP增长0.385个单位。2006年匡算结果显示，每增加1单位的投入GDP增长0.46个单位。2007年是0.48个单位。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单位投入的产出不到50%。算上通胀因素，也只是在50%左右徘徊。如果把劳动力投入匡算进去，单位GDP增长可能还要下降。所以中国经济处于规模效应递减的状态是很明显的，GDP增长靠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模式也比较明显。

　　 在这种状态下，短期内要保持高增长，就必须不断地加大资本的投入和劳动力以及其他的投入。比如，在2005年的状态下，每一单位的GDP增长需要增加固定资产投入2.57个单位，也就是需要增加超过两倍的投入。在短期内，没有技术进步的推动，规模效应递减趋势只会加大不会减小，换句话说，要保持现在这样的高增长，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能需要4倍、5倍甚至更高的投入。资源约束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有无限的资源，如果投入可以不受约束地增加，这种高投资下的规模效应递减的增长模式也不是不能持续下去。但是我们受到的资源约束越来越大。

　　 根据统计局按照支出法计算的数据，中国的资本形成率2005年已经占到国民市场总值的44.2%。从定义上看，资本形成率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比固定资产投资更能准确衡量投资水平。

　　 经济学理论意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投资率等于储蓄率(在开放经济中，应该包括外汇储蓄)。这意味着投资来源于储蓄，也意味着投资水平受储蓄水平制约。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全世界储蓄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也正是中国高投资增长能够持续多年的支持背景。一些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现在的储蓄率在40%左右。2005年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达到44.2%，如果用2006年上半年的数据，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替代资本形成，则2006年上半年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达到46.3%。我们注意到资本形成率已经超过估算的储蓄率，就算储蓄率的估算有误差，44%和46%的投资率也提醒我们一个严峻的事实，投资率与储蓄率已经非常接近，继续增加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多。事实上，中国的储蓄率也不是一直在40%以上，2002年以前许多年份储蓄率一直在40%以下。

　　 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的高储蓄率可能的持续期大约是25-30年的时间，然后储蓄率就开始下降。中国已经经历27年的高速增长，高储蓄率是否会发生变化不得而知，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高储蓄率会下降，甚至会变储蓄为支出。

　　 在劳动力投入方面，也有供给的极限。关于劳动力“红利”即将结束的问题是有比较权威的研究的。而且近几年沿海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和“劳工荒”的出现，已经开始证明，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下，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变化。

　　 我们的结论是，大规模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力投入增长都将遭遇储蓄率和劳动力“红利”的瓶颈。如果投入逼近基本资源的约束，如果没有其他的突破，靠不断加大投入规模支持的规模效应递减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

　　 粗放型增长方式也增大了能源的制约条件。高投入的增长方式忽视高耗能高污染，能源使用效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不但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非常不利于应对当前的高油价危机。发展模式与发展阶段的变迁

　　 中国经济已经完成高速起飞的经济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经历新的变迁。在经济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开创中国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价格体制的突破、国有企业的体制变革、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加强了竞争。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制度性的改革成为根本性的动力因素，并奠定了此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以制度进步为基础的。没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根本性制度变迁，就不能解释在没有巨大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何能够实现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增长。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变成硬道理。发展被理解为增长速度。本来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目标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而不是心浮气躁的，不顾一切甚至牺牲子孙后代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高投入”的粗放式短期增长。特别严重的是，在大力推动GDP增长的同时，不但没有深入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反而在某些方面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制度的变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国际的经验显示，发展模式要适应发展阶段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相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性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高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依靠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面临资源瓶颈，带来经济结构扭曲以及各种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因此，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抛弃“粗放式”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移，进一步变革经济制度，创造经济持续发展的更好环境，就成了我们目前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