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不应该干预股市的正常波动，同时普通投资者也应该摆脱对于“政策市”的依赖，但是政府同样 也承担着维护市场运行秩序正常的职责。当股市出现非理性波动之际，也即意味着股市运行的正常秩序发生了偏差，此时政府及时进行行政干预，以扭转投资者的信心完全是合适的。
一贯被视为成熟股市标杆的美国股市最近就经历了第二轮“政府救市”。如果说第一次“政府救市”主要以美联储向金融机构贷款输血，“不救市论”者执拗地认为美国政府是在救实体经济而非直接针对股市。那么这次救市，则是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美国证券委三个职能部门携手干预股市。其中美国财政部是获得美国国会特别授权，关键时刻可入市购买房贷重灾股“两美”。美国证券委是限制金融股“裸卖空”和稽查恶意沽空者，在股指下跌最严峻时刻美国证券委甚至准备将“限空令”覆盖至所有股票。在这些政府行政措施干预下，作为次级债危机震源的美国股市自去年10月以来的累计跌幅已渐渐收敛至15%左右。
目前境内股市的非理性暴跌同样需要政府适度干预。首先，境内股市的估值状态已与美国股市持平。沪深300指数与标准普尔500指数都处于15倍市盈率上下水准。如果说沪综指4000点上方，由于估值泡沫因素而使得行政干预成功概率降低，那么如今已与美国股市接轨的估值水准则令境内股市“救市”具备了成功的价值土壤。
其次，当股市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如今境内股市市值规模已达到20万亿元左右，投资者人数更有上亿，而股市更是信心经济的标志。“救市”从某种意义上能起到扭转经济预期的作用。美国政府屡次干预股市就是这个原理。如果说到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作为次级债危机震源地以及原油第一大进口国，房价下跌和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压力较中国经济更大，干预股市能够起到缓解危机的作用，而任由股市非理性波动则会进一步放大危机。
那么现阶段“政府救市”的概率又有多高呢？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近期以罕见的频率连续刊发鼓励信心提倡价值的文章。这样的舆论指导密度在去年“5.30”行政“抑市”前夕都未出现过。而唯有1996年12月行政“抑市”前夕出现过相同频率的12道喊停金牌文章，当时股指始终被压制在1052点箱顶，而最终突破箱顶之后遭遇严厉的行政“抑市”干预。历史永远不会简单地重复，但相似的概率则极高。目前股指已突破“维稳行情”的箱底，愈跌就意味着行政“救市”干预的概率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