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台湾的工作，除了在香港召开专门学习班对台湾工作委员会今后工作进行部署之外，还派遣了一批工作人员秘密到台湾开展工作。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号称“密使一号”的吴石和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

　　 吴石字虞薰，福州螺洲吴厝村人，1894年出生。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在福州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积极投入辛亥革命浪潮中。后入选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前后受训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1924年为何遂第十四师军械处处长，先后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第四师参谋长、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北伐结束，方声涛回闽主政，委任吴石为军事厅参谋长。1929年由福建省政府派其往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5年秋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抗战中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柳州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1940年初，吴石重逢分别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广东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在抗战初的几年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报效国家；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并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感到厌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2年1月，吴石任国民党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1946年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8年春夏之间通过吴仲禧介绍参加“民联”，投身革命阵线，直接受何遂(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1948年，吴石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元旦前后，吴石频繁地往来于福州、广州两地，多次潜往香港与李济深策划起义。

　　 1948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设置工作站，并派遣谢筱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到福州领导福州站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电台设在中共地下党员蔡训忠家中，开辟了联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党的指示，吴石通过何遂与谢筱接上了关系，单线联系。吴石向谢筱迺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

　　 1949年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来的急电，电文中，蒋介石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迫于形势，吴石只能服从。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赴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由于蒋介石对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血腥镇压，吴石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被切断。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舟山群岛严重受挫，攻占台湾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将军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枫赴台与吴石将军联系。

　　 朱枫原名贻荫，小名桂凤，又名朱谌之，1905年出生于镇海城关朱家花园的一户殷富人家。1921年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1927年远嫁镇海籍沈阳兵工厂大技师陈某续弦，3年后生下陈卓如(后为纪念母亲改名朱晓枫)。九一八事变后，全家回镇海居住，翌年丈夫病故。抗战爆发后，朱枫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的新知书店做书刊邮购、会计，与同在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合，并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负责财务工作，兼管国统区地下工作经费。1948年秋调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台湾的吴石重新建立联系，考虑到朱枫前夫的女儿陈莲芳与其丈夫王昌诚两人都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便于开展活动，因此派她以投奔亲属的名义赴台开展工作。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乘坐轮船在台湾基隆港靠岸。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在台湾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老郑”(即蔡孝乾)，另一人就是吴石。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老郑”在基隆茶食楼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接应人民解放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朱枫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在书房里，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她的手里说：“朱枫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有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有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国民党蒋介石《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香港，送至内地。”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一位大副手中。

　　 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处。其中，几份重要绝密军事情报专呈毛主席。当毛主席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夸奖说：“这位女特派员和那位‘密使一号’都好能干哟。”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还在红竖格信纸上写下几行苍劲的大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朱枫在台湾期间，6次与吴石将军秘密会晤，又陆续送回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就在她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准备返回大陆之际，1950年2月2日，与朱枫联系的“老郑”被捕，供出了她。台湾当局当即封锁了台湾所有出岛的空中、海上航线。危急关头，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乘机飞往国民党还占领的舟山。可是，“老郑”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吴石。蒋介石震怒了，下令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去向，也拿到了吴石“叛逆罪”的重要证据。于是吴石被捕，朱枫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他们4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45岁。吴石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他还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台湾岛。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还在“文革”时期，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她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日子里，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1983年4月，针对“文革”中有人对朱枫的污蔑之词，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她被称为“台湾的江姐”。1995年，位于镇海区镇海中学旁边的朱枫烈士故居因该校体育场扩建，被圈入校园中。学校对这所曾走出一代女英雄的二层小楼房十分重视，予以重新维修和整理，辟置为“朱枫烈士纪念楼”。现已成为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7年下半年，吴石的故乡福州市有关部门提出了在仓山区螺洲镇创建“吴石烈士纪念馆”的建议，现正在积极筹建之中。（何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