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北京机动车“单双号”政策是否会在奥运会后长期执行，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王立表示，“这种出行问题和老百姓的生活太密切了，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不妨在一定程度展开大讨论，让市民更多地发表意见，也可以为政府今后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应该说，以“首堵”闻名的北京交通，在奥运期间的表现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其中，“单双号”限行政策功不可没。早在7月28日，即北京市“单双号”限行政策实施一周后，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披露的统计数据就显示，北京市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一周以来，逾九成六民众认为，此举对改善北京空气质量大有裨益。对于这一措施应否在未来继续实施，近六成市民表示支持。

　　目前，“单双号”限行政策已经实施一个多月，尚且有近一个月的“感受期”。可以肯定的是，饱受交通拥堵之苦的北京民众，在切实感受到北京奥运期间顺畅交通给自己带来便利的同时，自然会有不少人思忖这样的便民措施能否固定下来，作为解决北京城市拥堵的一个好办法。

　　但是，“单双号”限行政策并非百利而无一害。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客观上导致了对机动车这种私有财产限制性规定的增强，也就是说，对于在北京拥有机动车的市民来说，其出行权至少要相比于不限行的地区打五折享有。另外，“单双号”限行政策也不能“自行其是”，它还需要诸多配套政策的支撑，比如限行期间，北京就出台了设置单双号限行缓冲时间、减征车船税、增加公交车运力、免费发放出行指南、错时上下班等10大配套措施来确保“单双号”限行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单双号”限行政策利弊并存，而对于这样的政策，自然最好的选择是综合的理性考量，即在是否限行上选择利大于弊的政策模式。可是，究竟限行还是不限行利大于弊，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能够垄断这样的决定权。而且，对于这样一个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关系到普通公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当然需要由公众参与其中，这正如王立副局长表示的那样，“不妨在一定程度展开大讨论，让市民更多地发表意见”。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单双号”限行政策，公众通过讨论发表的意见，不能仅仅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意见，而应该成为对“单双号”限行政策具有决定权的“话语”。从“单双号”限行政策的性质上看，限行意味着公共利益的提升，但限行本身除了需要更多的公共配套政策的出台外，还涉及到对“有车族”出行权益的限制，而这些问题，其实都应该被纳入公共政策的范畴。

　　所谓“公共政策”，自然着重强调的是其“公共性”，具有“公共性”的政策，从理论上讲，也不能成为政府的“独角戏”，而应是公众通过正当程序进行民主决策。而且，民主决策程序的引入，也可以解决“单双号”限行政策一旦出台，如何补偿权益受损的“有车族”、如何增加公交车运力等一系列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从来都不应该是政府的“自说自话”，而应仰赖于公众的民主决策，通过正当的论辩和决策程序来完成政策的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