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30日，云南省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据介绍，截至8月20日，云南全省先后问责各级领导干部54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171人，乡科级干部295人。(8月24日《法制日报》)

　　问责制，是近年来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通过问责，行政效率得到一定提高，行政行为也得到一定规范。目前的问责制一般采取的都是“问题问责”，即出了问题以后对官员进行问责，虽然做到了赏罚分明，对当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戒作用。但受这种办法本身的局限，其作用和效力并不十分明显，特别对庸官、昏官、混官，还没有实质性的约束作用，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奖懒罚勤”、“奖劣罚优”的副作用。

　　很多地方的问责制，实行的是问错不问懒、问过不问劣，事情做多了、管多了，难免会出现差错，按照问责制，做事的人很有可能遭到问责。相反，那些无所事事的混混，反而会因为“无错”而免于问责。

　　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是为“问题者”开脱，而是觉得，对那些虽然没有出现问题，却在岗位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官员，更应当问责。

　　所以，要想真正发挥问责的作用，让问责成为每一位官员头上的“紧箍”，就必须由目前的“问题问责”转向“制度问责”，用制度来判断和衡量一名官员是否应当接受问责，如何接受问责，应当问什么样的责。

　　要实行“制度问责”，首先必须制定和完善政府的各项问责制度。要依据政府机关的工作职能、工作目标、工作职责以及群众对政府工作的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的具体实践，制定与该部门实际工作相对应的问责制度，做到有章可循。第二，要保证各项问责制度的落实。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实。各级在制定问责制度的同时，更要出台保证制度落实的措施与办法，确保问责制度不会成为空架子和摆设。第三，要加大督查力度。问责制能否执行、能否落实，关键在督促检查。一方面要发挥政府效能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人大、政协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进行民主监督，把“制度问责”推广到“民主问责”，用群众是否满意来判断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应当接受问责。

　　如果每名官人员头上都有了问责这一“紧箍”，都有了工作不尽力就会被问责这根弦，我想，各种问题就会大大减少，各种事故、矛盾也会得到有效遏制。那么，也就不需要动辄进行“问题问责”了，更不需要掀起什么“问责风暴”了。因为，问责就在身边，谁还会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政治前途开玩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