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月7日至21日间，中央对新闻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

　　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则严格掌握，慎重处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儿。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

　　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

　　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中不指名地写道:“撕下他们披在身上的画皮，戳穿他们的狰狞面目和鬼蜮行径。”

　　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传媒感到迷惑。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这是为什么？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

　　尽管一些地方自发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但报纸、电台均不予报道。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