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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甘肃价格改革及CPI运行回顾

   1978年以来,甘肃经济持续增长,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到200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02.4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0346元。按当年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约40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28倍。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到2007年,甘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12元,比1978年增长23.6倍,甘肃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基本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甘肃价格总水平在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的运行态势,但在不同阶段、改革进程的个别时期出现波动,甚至一度出现过物价过快上涨、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

   价格改革及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运行状况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一、"八字方针"调整经济过热,价格改革初始阶段(1979-1984年)

   1978年,因"文化大革命"中断的统计工作开始恢复。这时物价指数的统计被放在统计公报的"国内商业"部分,分成"零售物价总水平"和"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后者即现在所说的CPI。改革开放以前,农副产品短缺现象极为严重。1979年国家对8种农副产品大幅度提高了收购价格,推动价格总水平迅速上升。由于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存在的隐蔽型通货膨胀得到部分显现,从而引发了价格的波动,物价也随之上涨,1979年零售物价总水平同比上升0.8%,1980年则上升了4.1%,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为4.2%。

   农产品价格上涨之后,城市职工的生活压力增加了,国家又不得不给职工涨工资,再加上基建规模的扩张,使得1979年出现了财政赤字。赤字使得政府不得不增发货币,于是进一步带来了通货膨胀。面对经济过热,中央从1979年开始采取措施,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1980年还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降低各项指标,压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并发行国库券以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这些措施实施之后,在1981年到1984年期间,全省CPI分别上涨为1.7%、1.1%、0.4%和2.5%。二、开放搞活促进经济,价格改革开始起步(1985-1989年)

   1985年是经济体制改革及价格改革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进一步调整和放开了农副产品的价格,价格放开加上经济增长使得1985年的CPI猛涨到9.2%;1986年和1987年CPI略有回落,分别上涨6.6%和7.6%;1988年,CPI上涨到这一阶段的最高点为19.1%,1989年上涨为17.9%。这一时期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健"的指导思想,促进生产和开放搞活,大范围地放开了农产品价格管理权限,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和主要工业品出厂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放松了对放开价格的管理,加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不配套,宏观调控不力,经济环境恶化,出现了"抢购风",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改革事业遭受严重挫折。1988年的CPI比1987年翻了一倍多,其中与居民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肉禽蛋和蔬菜价格增长了30%以上。到1988年年末,国家开始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宏观调控实行"硬着陆"、"急刹车",开始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削减基本建设投资,1989年第3季度通货膨胀开始受到控制,物价指数上涨幅度开始下降。到1990年价格总水平回落,仅上涨3.2%,比1989年的17.9%回落了14.7个百分点。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价格改革进入稳步发展阶段(1990-1992年)

   针对经济领域出现的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为稳定市场物价,价格改革转入调整期。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管、调、放结合"。改革的目标是配合整顿经济秩序,调整、补充、完善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在价格改革调整阶段,前期以遏制通货膨胀为中心,全省上下层层实行控价目标责任制,严格出台新的调价项目,切实加强农副产品价格管理和指导,对已放开价格的电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等工业消费品实行调价申报制度等。此后,随着市场物价趋于稳定,适时推出了一些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提高棉花、花生油、烤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铁路、水运、民航的客运票价,进一步减少中央和地方管理的商品,不断扩大市场调节比重等。这些措施的出台,使价格改革在不断调整、完善中得到深化,一个以间接调控为主的价格调控体系初具雏形。在大面积放开价格,着重转换价格形成机制的同时,价格结构性调整继续迈出重大步伐。这一阶段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经历了由下降转为上升,1990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5%,1991年与上年持平,1992年上涨8.8%。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在1990-1992年分别上升3.2%、4.9%和7.2%,保持了比较适度的物价涨幅。

   价格改革从1991年起又开始继续,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价格改革也由单一的"调放结合"模式转向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新体制,把价格管理引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1992年提高了粮食定购价格,同时再次提高了粮食统销价格,实现购销合同价,同时给职工适当的补偿,提高了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原油价格;再次大幅度提高铁路货运价格,提高了统配化肥价格等。甘肃省委、省政府从甘肃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了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对50户工业企业进行"放开经营、配套改革"的试点。价格体系趋于合理,市场价格机制逐步代替计划价格机制,价格秩序明显好转。到1992年底,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部分已上升到70%以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部分已上升到90%左右。1992年甘肃CPI上涨7.2%。四、经济实现"软着陆",建立市场化价格调控体系(1993-1997年)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此,价格改革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阶段,重点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转化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建立价格调控体系,继续调整价格结构。但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加快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出台了财政、金融、外贸、价格改革措施,价格改革力度加大。同时也培育了新的增长点,房地产、流通等与价格密切相关的领域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日趋活跃,出现了高投资膨胀、高经济增长、高货币发行,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影响下,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逐步释放,受市场供应不畅和农产品紧缺等因素影响,形成了以农产品为龙头,带动价格总水平结构性大幅度上涨的局面。通货膨胀又一次成为这一阶段的重大问题,1993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文件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十六条"措施。其中第十五条措施针对物价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

   总之,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的手段虽然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但力度却是相当的严厉,因此在1993年上半年经济过热的形势之下,适时出台了宏观调控的"十六条"措施,经济过热压力很快得到缓解。但是,经济过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惯性,而紧缩政策效果的显现也会存在一定的时滞。1993年-1996年全省CPI均在两位数,1993年上涨15.4%,1994年上涨23.7%,涨幅达到这一时期的顶峰,1995年、1996年分别上涨19.8%和10.2%,1997年涨幅回落到2.9%。影响1994年物价攀升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粮食和农业。1994年价格上涨中有70%是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果;而食品价格上涨本身又是由粮食价格上涨所造成的,1994年全国粮食减产(尤其是稻米)也是造成1994年高粮价和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宏观调控和配套改革措施的双重作用下,从1995年第2季度开始,物价走势开始回落。1995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19.8%,低于1994年的水平,1996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下降到了10.2%,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打开了"低通胀、稳增长"的局面。五、经济平稳增长,价格改革不断巩固(1998-2002年)

   1994年CPI涨幅达到23.7%后,国家和省上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综合治理,实行"软着陆"的宏观经济政策,经过4年的努力,实现了"低通胀、稳增长"的良好局面。受买方市场格局制约和国内外市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影响,经济运行中已经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此后,又叠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运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通货紧缩,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持续下降的运行态势。与上年同期相比,1998年CPI下降1%,1999年下降2.4%,2000年降幅缩小,下降0.5%,2001年CPI开始复苏,上升4%,2002年与上年持平。但上升的也主要是服务项目价格,2002年全省服务价格上涨2%。与此相适应的这5年间,甘肃GDP增长并没有大幅减缓,均在9%以上运行。

   在1998年-2002年这5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风险,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从1999年开始,政府不再硬性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改革方面。从2001年起,经济开始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带动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此前一个时期我国的城市化步伐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因此带有一定的补偿性质。二是消费结构升级。比如:人们开始追求汽车等高档消费。三是房地产业发展。这其中包含有住房改革等因素。四是出口快速增长。这其中既有世界经济形势好的因素,也包含了加入WTO的正面因素。在这样一些主要因素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新的一轮快速增长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使投资、消费双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资2000年比上年增长15.34%,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49%,进而带动了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加之政府调价行为对物价总水平的上升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2000年对服务项目价格进行了较大范围调整,上调了教育收费、交通费、邮电费、房租、水电、燃料、城市卫生费等等,这些服务类价格的调整带动了全省CPI的上升,2001年全省服务项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9.3%。六、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物价改革深化完善阶段(2003年-2007)

   在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系初步建立之后,价格改革的重点从大规模、大面积、大幅度的"调整、放开"转为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调控体系,对极少数重要商品服务价格进行适时调整的阶段,深化价格改革,转变价格管理形式,解决突出价格矛盾,理顺基础产品价格。甘肃国民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高增长、低物价"的运行态势。

   2003年,是本阶段至关重要的一年,也是甘肃CPI出现拐点的一年。这一年的居民消费价格除1月份受上年价格走低的惯性影响,下降了0.2%,而其余各月均为正增长,且涨幅缓慢攀升,到12月份已达2.9%。全年CPI累计上涨1.1%。从全国来看,2003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抗击"非典",使居民消费价格走势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食品价格和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大幅上涨,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重大转变,是近6年来首次全面上扬。同时,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也对中国粮食市场供求和价格产生了影响。由于国际、国内粮食价格上涨,也带动甘肃粮食价格同步上涨,2003年粮食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1.6%,最高涨幅高达7.7%。由于"非典"影响,全省各地中药材价格快速上涨,影响全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价格上涨1.9%。粮食价格、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价格上涨是影响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直接因素。

   另外,粮食价格变动与宏观经济状态密切相关联。这一时期,全省粮食及食品价格紧随宏观经济热度上升而上涨,2003年11月以后包括粮食在内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主要还是受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收入分配政策从城市工业转向农业及农民收入的关注和支持,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产品流通和生产所需资金得到政策支持,粮食、肉禽蛋奶等食品价格大幅上涨被宏观政策和城镇居民所接受农产品价格过低造成的农民收入过低困局被打破。200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施"两免一补"的政策,这一政策很快在CPI中反映出来。在当年三月份新的学期,甘肃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同比下降了11.4个百分点,教材费用下降了12.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如此大的主要原因是政策覆盖面广、涉及人口多、实施力度大、资金到位快,之后甘肃全面实行了教育收费"一费制",2006年教育费同比下降9.3%,义务教育杂费下降21.8%,影响当年总指数下降0.8个百分点,使服务项目价格下降0.7%。

   在这一时期,我国资源价格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逐步理顺国际油价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关系,尽管已多次上调成品油价格,但目前的价格还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国内、省内成品油价格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性很大。至此,甘肃省拟订实施"油价联动方案",将根据成品油价格上涨幅度来调整出租车等相关收费。此外,电价、天然气等生活用能源价格在上调,这些因素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行。2007年食品价格普遍上涨,尤其是粮价回升及猪肉价格一路上扬,助推全省居民消费价格高位运行。"一粮带百价",在中国经济处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刻,粮价波动的后发力量不可低估,国内肉禽价格持续近两年的下降趋势已在2006年被打破,肉禽副食品价格在2007年走入上升通道,2007年猪肉价格已累计上涨45.6%,肉类价格上涨导致食品类价格全面上升,其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也达到26.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影响CPI上涨3.9个百分点。

   2007年由于CPI上涨过快,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调控宏观经济,未出台调价政策,为使低收入群体在物价上涨中生活不受影响,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对其发放肉食补贴,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减少了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加了居民消费信心,有效促进了消费增长。

   总之,这一时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非典";教育收费明显下降,政策效应凸现;粮油肉等食品价格带动CPI运行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资源性价格改革不断深化,价格体系不断完善。自2003到2007年,经济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但是相伴而生的,是物价上涨压力在加大。2007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到8.3%,是1997年以来10年中物价单月最高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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