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1日起，已征收25年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集贸市场管理费，在全国范围内停收。这个消息，就跟取消农业税、取消全国中小学生学杂费一样令人兴奋。

　　据悉，此“两费”停收后，全国税外收取的工商行政管理收费将减少86亿元，两费合计约300亿元。在全国预算外收费的大盘子中，300亿元并不是大数目。以2007年为例，当年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内收入规模为51000亿元人民币。但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等人估算的数据，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性单位的收费罚款规模就高达16761亿元，绝大部分未纳入预算管理。300亿元，只占其中的1．79％。但正是这1．79％，足以让我们看出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税收体制的重要性。

　　有工商内部人士说，“两费”停收革了工商的命也救了工商的命。在此之前，以收定支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重收费、轻监管，工商部门尤其是基层工商大部分人力、物力投入到收费工作中，导致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等本职工作全面缺位。停收“两费”则有望帮助工商部门回归本位。

　　“管理就是收费”，这何尝不是现在许多行政管理部门的真实写照？它至少造成三大恶果：其一，大量收费沉淀在政府部门，不进入公共财政预算体系，失去人大哪怕是象征性的监督，造成公共财政的缺失。其二，以收费定支出，导致行政机关结构庞大、人员臃肿、行政管理成本畸高。其三，逐利成为行政机关的普遍追求甚至首要追求，使很多机关严重背离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正义的职责，走向自己职责的反面。可以从工商职能上管窥一豹的是：一些个体工商户的违法行为只要交了工商管理费，往往被一笔带过，不予追究责任。

　　在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以GDP增幅的3倍增长，而城乡居民收入增幅相对缓慢的背景下，眼下又面临高通胀、经济放缓的危险。是不是可以通过取消“两费”、清理过多过滥的各色收费，收事实减税之效，尚有待观察，但亦可期。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类似以限制公权力为核心的改革，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此乃建立经济民主、实现民富国强的必由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过多过滥的行政管理费，可以起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一箭双雕之功效。

　　若从史无前例的中国城乡变革即城市化背景看，取消“两费”则是城市从经济上进一步对农民张开怀抱之举。

　　今天的中国农民，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城市而非农村，这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日前指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村居民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孙政才同时指出，中国到2007年底有2.26亿农民工。社科院研究报告称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3.9％，我们不妨假设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4％，则有城市人口5．72亿，农村人口7．28亿。

　　2006年10月，国家统计局曾发布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依此数据推算，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收入均摊到每个农村人口头上，每人每年是3725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已经占到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140元）的90％以上。这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农民，其主要收入已经来自进城后的打工或经商收入。

　　农民进城后最普遍的职业选择，一是到企业打工，二是成为个体工商户。但在不合理收费的重压下，个体工商户这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和农民进城后的重要避风港却日渐萎缩。根据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一组数字：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个体工商户七年间减少650万户。这显然与中国的城市化趋势背道而驰。长此以往，后果可想而知。

　　取消行政收费从持续了25年的工商“两费”入手，说明最高决策层对中国的时局和趋势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此举是在时势逼迫下的一石三鸟之举：放水养活进城农民、加速和顺应城市化进程，促进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变革。

　　当然，取消一两项甚至几百几千项行政收费，一纸文件即可以通行。但如何真正遏制行政机构的逐利冲动，如何以法律驯服权力，却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课题。历史上我们不知道取消过多少行政收费项目，但收费绝对数额和相对数额却不断膨胀。正如一些个体工商户所担心的，停止收取“两费”后，极有可能滋生各种巧立名目的乱罚款、乱培训与乱摊派现象，用于弥补工商部门停止收费后的资金“缺口”。

　　个体工商户们的担心并非多余。正如一名基层工商局局长所说：“停止征收‘两费’，你养不活我的话”，大家就会在罚没款返还机制方面打主意。

　　如何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还需从制度根源着手。这取决于整体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否建立，更取决于社会能否真正通过法治遏制住政府权力扩张和逐利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