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1日起,已征收25年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集贸市场管理费,在全国范围内停收。这个消息,就跟取消农业税、取消全国中小学生学杂费一样令人兴奋。
据悉,此“两费”停收后,全国税外收取的工商行政管理收费将减少86亿元,两费合计约300亿元。在全国预算外收费的大盘子中,300亿元并不是大数目。以2007年为例,当年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内收入规模为51000亿元人民币。但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等人估算的数据,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性单位的收费罚款规模就高达16761亿元,绝大部分未纳入预算管理。300亿元,只占其中的1.79%。但正是这1.79%,足以让我们看出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税收体制的重要性。
有工商内部人士说,“两费”停收革了工商的命也救了工商的命。在此之前,以收定支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重收费、轻监管,工商部门尤其是基层工商大部分人力、物力投入到收费工作中,导致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等本职工作全面缺位。停收“两费”则有望帮助工商部门回归本位。
“管理就是收费”,这何尝不是现在许多行政管理部门的真实写照?它至少造成三大恶果:其一,大量收费沉淀在政府部门,不进入公共财政预算体系,失去人大哪怕是象征性的监督,造成公共财政的缺失。其二,以收费定支出,导致行政机关结构庞大、人员臃肿、行政管理成本畸高。其三,逐利成为行政机关的普遍追求甚至首要追求,使很多机关严重背离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正义的职责,走向自己职责的反面。可以从工商职能上管窥一豹的是:一些个体工商户的违法行为只要交了工商管理费,往往被一笔带过,不予追究责任。
在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以GDP增幅的3倍增长,而城乡居民收入增幅相对缓慢的背景下,眼下又面临高通胀、经济放缓的危险。是不是可以通过取消“两费”、清理过多过滥的各色收费,收事实减税之效,尚有待观察,但亦可期。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类似以限制公权力为核心的改革,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此乃建立经济民主、实现民富国强的必由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过多过滥的行政管理费,可以起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一箭双雕之功效。
若从史无前例的中国城乡变革即城市化背景看,取消“两费”则是城市从经济上进一步对农民张开怀抱之举。
今天的中国农民,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城市而非农村,这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日前指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村居民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孙政才同时指出,中国到2007年底有2.26亿农民工。社科院研究报告称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3.9%,我们不妨假设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4%,则有城市人口5.72亿,农村人口7.28亿。
2006年10月,国家统计局曾发布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依此数据推算,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收入均摊到每个农村人口头上,每人每年是3725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已经占到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140元)的90%以上。这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农民,其主要收入已经来自进城后的打工或经商收入。
农民进城后最普遍的职业选择,一是到企业打工,二是成为个体工商户。但在不合理收费的重压下,个体工商户这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和农民进城后的重要避风港却日渐萎缩。根据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一组数字: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个体工商户七年间减少650万户。这显然与中国的城市化趋势背道而驰。长此以往,后果可想而知。
取消行政收费从持续了25年的工商“两费”入手,说明最高决策层对中国的时局和趋势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此举是在时势逼迫下的一石三鸟之举:放水养活进城农民、加速和顺应城市化进程,促进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变革。
当然,取消一两项甚至几百几千项行政收费,一纸文件即可以通行。但如何真正遏制行政机构的逐利冲动,如何以法律驯服权力,却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课题。历史上我们不知道取消过多少行政收费项目,但收费绝对数额和相对数额却不断膨胀。正如一些个体工商户所担心的,停止收取“两费”后,极有可能滋生各种巧立名目的乱罚款、乱培训与乱摊派现象,用于弥补工商部门停止收费后的资金“缺口”。
个体工商户们的担心并非多余。正如一名基层工商局局长所说:“停止征收‘两费’,你养不活我的话”,大家就会在罚没款返还机制方面打主意。
如何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还需从制度根源着手。这取决于整体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否建立,更取决于社会能否真正通过法治遏制住政府权力扩张和逐利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