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日记促成蒋介石日记的开放

　　日记到了胡佛研究所以后,研究所很快开始检查这些文献,发现里面的损伤“特别严重”,估计大概需要几百万美元才可能完全妥善处理。

　　蒋介石日记从头至尾都是用毛笔书写,温度一高墨汁就会融化,所以很多地方日记都几乎粘在一起,像个小砖块一样。“再加上蒋公一直打仗,经历战乱、逃难,颠沛流离,不可能保存得很好。”

　　有些纸张已经开始腐朽,早期的日记更是根本不能触碰,必须先经过非常谨慎的处理。

　　处理的办法,先经过酸处理,如果有霉菌的要冷冻两个月以上,然后再去酶、酸化,整个过程下来是三四个月。

　　对那些粘到一起的部分,用特殊的办法蒸。蒸完后纸页会松开,然后一页一页把它们分开来,“再用特殊的技术,将纸张反面洇过来的墨去掉。”

　　即使如此,仍然还是有很多日记不能辨别。“有的浸过水的,一片黑。研究所做过统计,大概有4%几乎是完全看不清的;20%以上是模糊状态。但我们也在尽量看。”

　　接下来就是讨论开放的问题。胡佛研究所作为一家历史研究所,希望史料可以公开。但蒋方智怡对于保存的兴趣大于开放的兴趣。“她从来没看过日记,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她觉得一个‘元首’日记的公开需要非常谨慎。”

　　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姑且称他们为‘保皇派’,他们老是觉得一个领袖要像神一样,是不能有错误的,更不能把错误揭露给人民知道。而日记里难免记录(蒋的)一些错误。”

　　“蒋家家属也有很多的考量,”宋曹璇说,如果开放太快,过于草率,可能会遭到当时在台上的民进党的攻击,“那时候民进党正好酝酿了一个‘拒蒋’的活动,日记的开放可能被他们利用。”

　　一次偶然的机遇让劝说者们找到了绝好的理由。胡佛研究所有一位叫丽萨的女孩,她在浩瀚的日记中不经意间翻到了蒋经国的一页日记,在这页日记中,蒋经国提到,他经常看父亲的日记,并觉得父亲非常了不起,很多事情不为人知,很多精神、思想大家不理解,并希望将来有一天父亲的思想能够为人们所知。

　　“我们如获至宝,赶紧把经国先生这一篇日记影印下来给蒋家看,我们说这是经国先生的遗愿,希望他父亲的整个心路历程为大家所知道。本来这件事情卡在那个地方,但这一页日记突然使前景豁然开朗了。”

　　蒋家最终同意开放蒋介石日记,而宋曹璇被委托为阅读日记的第一人,担负把关的重任。

　　贴条子和隐私

　　学者去胡佛研究所看日记档案可以挑最关心的部分来看,但宋曹璇不行,她必须每一行、每一个字都看,“生怕漏掉什么东西”。

　　“我大概到明年全部能看完。”她说。

　　她先从蒋经国的日记开始看,因为她觉得蒋经国的日记对于当代一些政治上的疑惑可能会有一些解释。但当她看了大部分蒋经国日记的时候,胡佛研究所说不可以,一定要从前面开始看,日记的开放也是从远到近。鉴于这样的要求,她又从蒋介石日记看起。

　　宋曹璇说自己对历史是个“外行”,意外承担这个重任,在为日记开放把关的时候,她掌握几条原则:一是蒋家的隐私,二是蒋家家属的资料,三是健康情况,有一些病或者身体上的状况不便让人知道,另外就是蒋经国的一些敏感的人际关系,“这些情况下我可以贴条子,延时开放”。

　　如果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的人尚有子女在台湾为官,“有尴尬的情况我也可以延时开放”。

　　但总的来说,宋曹璇的审查尺度很宽松,1955年前的档案总共只有四处贴了条子,每处也只是几个字。“里面大部分都是人名。”她说,而且,如果哪位专家对那段事情比较熟悉的,也可以猜出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尽我能力保护一些人,不要让他尴尬而已,其实对行家(贴条子)也没什么用。”

　　“比如一篇日记,蒋公抱怨一件事情,我只把他抱怨的对象拿掉。这件事情发生在几十年前,知道的都知道,能猜出来,不知道的也就不知道,我只是不让那个人或他的儿女难堪而已。”

　　审查的过程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潘邦正,他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国际关系博士、胡佛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蒋介石“文胆”秦孝仪的学生。

　　秦孝仪将潘邦正推荐给了蒋方智怡。“他离开台湾十几年,刚从海外回来,是可以避免争议的一个合适人物。”宋曹璇说,她所有的日记看完以后,潘邦正也必须选择性地看,对于政治敏感的问题他要给蒋方智怡建议,“我不是念政治的,也不是念历史的,政治敏感度可能不及潘教授尖锐,所以他主要是做一些政治上的考量。”

　　“很幸运的是,我们大家在看了蒋公的日记以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已经尽了力。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他的错误已是在他的能力里面降低到最小了,因此也没有什么需要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