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不久前，国家高层智囊团齐聚北戴河，话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何去何从。才完成防止经济从偏快向过热发展的宏调任务，却又面临经济大幅下滑的潜在风险。同期比较使得连续4个月下降的CPI指数或存在欺骗性，提醒着物价快速上涨的梦魇或许还未真正结束。而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又将如何在下半年担纲，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如何并驾齐驱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下面几位专家给出了不同见解与思考。

　　 一保一控，如何平衡

　　 宁向东(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很难进行二选一，最好的情况应该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现在作取舍很难。中国经济增长一旦停下来，很多其他的问题就会出现，因此，增长速度肯定是不能减缓的。个人认为，通胀在未来若干年里就会成为持续的威胁，未来15年可能都会是在一种通胀压力之下。

　　 杜亚斌(南京大学商学院金融系教授)：对于通货膨胀与经济面临下滑的危险，哪个控制应该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需要灵活的态度。

　　 今年上半年，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要抑制经济过热发展，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经济过热的趋势得到遏制，应该是件好事，自然会抑制通胀。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超出预期，宏观经济面临大幅下滑的潜在风险。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货币投放过多，再加上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就会导致经济过热，这就说明通货膨胀不单单是由经济增长导致的。

　　 据统计，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5%，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待于提高。如果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太小，就会迫使政府加大投资和对外出口，二者都是经济增长的“双刃剑”，它们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使经济发展过热，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

　　 巨大通胀压力犹存

　　 宁向东：感觉现在的通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最根本的是得益于今年夏粮的丰收，从猪粮循环的角度来讲，现在的周期也已经差不多，供应的提升已经得到了缓解。但是，我们还是处在一种通货膨胀压力下，并将会持续10年至15年。除非中间有大的房地产市场波动，即由房屋供应去消化掉过剩的购买力。

　　 目前CPI持续下降，只能说是通胀压力有所缓解，这种类似于低烧的压力会持续存在，因此，控制通货膨胀也将会是一个持续的任务。

　　 杜亚斌：我国CPI上涨最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美国经济走势、国际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目前，美国经济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再加上我国经济的自我抑制，因此，这些不利于CPI走势的因素都在朝着利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要看到，PPI的上涨依然严峻，传导的惯性依然存在，再加上年末的季节性因素，房地产量价齐跌，不排除CPI在短期有反弹的可能性。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只要采取合理的货币和财政政策，CPI进一步走高的可能不大。

　　 成品油价格放开？

　　 王小鲁：我的主张就是，成品油价格放开得越快越好，成品油价格的管制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现在原油价格有所回落，所以正是成品油价格放开的最好时机，如果现在放开，我们价格不用提高很多就会和国际成品油价格接轨。

　　 宁向东：早就该涨。中国一直在考虑放开之后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当然影响最大的就是下游那些汽车行业、以石油为原料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等的竞争力，但个人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提升总是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洗牌，现在必须要有决心去打破坛坛罐罐，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产业升级迟迟得不到实现。

　　 杜亚斌：放开成品油的价格需慎行。现在成品油与国际接轨，会受到很大冲击，应该采取逐步放开的形式。首先，我国对很多消费终端的价格没有放开，要求能源和成本价格立即放开不太现实。其次，汇率还处于管制之下，放开石油、电力等资源价格，会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汇率不能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价格始终处于扭曲状态。再次，如果要放开，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开放，而不单独指油价或者电力价格接轨国际，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资源，如煤炭等，也应该完全实行价格市场化。

　　 货币财政，双管齐下

　　 宁向东：宏观政策的调整应该是结构性的，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显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宏观政策应习惯于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微调，即进行有甄别性的处理，一部分地区要从紧，一部分地区要相对宽松，一部分行业要从紧，一部分行业要宽松，采用甄别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无论是在货币政策上还是在财政政策上，都应如此。因为中国地域辽阔，搞整齐划一的宏观政策会有问题。

　　 杜亚斌：货币政策相对有限，上半年的货币政策主要是用来收缩流动性，但是，财政政策的空间却很大。因此，我主张在财税方面减去利息税，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本国居民收入，有效刺激内需，慢慢扭转经济增长模式。但是我较反对使用财政补贴的办法，原因是由于实施减免利息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改革增值税等，会减少税收收入，因此如果再加大财政支出，可能造成财政负担。另外，我不赞成财政补贴，是不希望财政重新补贴出口部门，进一步引发新一轮经济过热。

　　 王小鲁：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决不能归结于从紧的货币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重在下降，单纯的依靠货币政策来调节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可能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

　　 另外，在通胀水平还没有完全降下来的情况下，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还存在风险。

　　 我感觉现在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的可行性更好一些，财政政策应该放宽一点。现在很多人一直在讨论减税的问题，我感觉时机已经成熟，这样可以大大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可以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产品。另外，也可以通过对企业减税，让企业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技术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上。

　　 不仅如此，通过财政政策的运用，对经济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结构都有好处，而且还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伴随新一轮的通胀。

　　 三驾马车如何协调齐驱

　　 宁向东：还是要继续规范城市化的进程。中国未来10年-20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力量还是城市化，特别是中小城镇。老百姓需要改善住房、改善基本的生活条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现在最怕的是搞“大户型”，因为对房地产而言，很难摆脱这种老套，还是应该在中小城市中推行“小户型”的发展进程。这可能是下一步拉动经济的重点，可以把这作为我们增加消费的突破口之一。

　　 另外一方面，是加大出口，但很显然，如果不进行产业升级，即使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也没有战略意义。

　　 杜亚斌：把经济增长从外需转为内需，这才是保持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我认为，经济增长如果能保持在8%-10%之间都是合理和正常的。我认为，应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有效刺激内需，慢慢扭转经济增长模式，才是中国应该长期坚持的发展道路。

　　 王小鲁：在投资和对外贸易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消费，在我国消费比重占GDP比重很小的情况下，消费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另外，现在开发消费的时机已经成熟，最关键的就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上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是由中低收入者贡献的，而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富人把大部分的消费能力变成了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