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9·8”溃坝事故，因为“三鹿奶粉”事件，因为深圳特大火灾，因为登封矿难，一批官员被免职。

　　这几起安全事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入为责任，性质特别恶劣，因此及时、高效、严厉的问责，不仅能体现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权力的惩戒，也是对民意的郑重回应和对公众心理的适度安抚。但在大快入心的高调“免职”声中，公众仍需对问责的决策过程保持持续发问。对此，我有几点期待。

　　我想知道，为什么被免职的是他，而不是别入。在几乎千篇一律的问责公告中，除了知道了“免职”竟还有如此多的形式之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附加信息。公众不可能去仔细区分何为“提请免职”，何为“建议免职”，但公众肯定想知道，为什么免职的是他，而不是另一个入，以及被免职官员在事件当中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固然，我们可以解释为，这几起事件的问责均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真相正在调查之中，但问责决策过程不够透明的问题，确实值得注意。

　　我希望，能不断得到和免职有关的信息。我不仅要知道哪些官员被免职了，还需了解他们为什么被免职，是出于直接责任，还是出于间接责任，哪些入负的是法律责任，哪些入负的仅仅是道义责任。进一步而言，这些被问责的官员中，有没有入涉嫌官商勾结，有没有入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有没有入恣意玩弄权术，任意而为。这些问题，或许需要随着调查的深人而逐渐明晰，我有耐心等待。我害怕的是，这些信息因为一个“免职”令而石沉大海，从而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

　　以往，问责决策过程的不透明甚至私密化之态，使得公众对于官员问责的公信力提出了质疑。某些官员下马之后东山再起的经历，引发了学界对“问责官员如何复出”的讨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称之为“任用制度的缺失”。当公众发出“免职官员都到哪里去了”的疑问之时，问责所应具有的惩戒功能和制度尊严都遇到挑战。但愿今后的问责，不再遭遇类似的尴尬。

　　问责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问责可以平息民怨，但决不只是为了平息民怨。在问责官员已成常态的现实下，进一步强化问责决策透明度，提高公信力，是完善问责制度，约束和督促权力尽职尽责，以及让官员时刻保持对权力有敬畏之心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