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2日电(记者全晓书 蔡敏)30年前，当安徽省小岗村村民严金昌在曾经推动了中国农村重大变革的“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上摁下手印时，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把分到自家的田地又租出去。

　　两年前，严金昌和十几户农民一起，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把自家的两亩土地出租给一家上海养殖公司，发展规模养殖，年终参与分红。

　　这些农民们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接受了这家上海公司的反聘，成为企业员工，每人每月领取600元左右的工资。

　　今年65岁的严金昌也接受了公司聘用。不仅如此，因为养殖经验丰富、具有一定号召力，他还被提升为这个占地200多亩的现代养殖场的管理者。

　　“年薪、土地租金，再加上年终分红，这可比一年到头种地划算得多。粮食种得再好，一年的收成也不会超过1000元。”这位30年前领头实行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老农现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转、发展合作经济的积极倡导者。

　　他说，小岗村耕地面积大约2000亩，其中60%目前出租流转被集中起来用于发展蘑菇、花卉、葡萄规模种植及家禽养殖等。

　　这种集中利用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新型合作经济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惠。2007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已达6000元，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140元。

　　“这是过去靠一家一户生产完全做不到的。随着合理、有效的土地出租流转规模扩大，小岗村正蓄势待发，迎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说。

　　30年前，也就是1978年11月，小岗村迎来发展的“第一春”。一天晚上，当地18位村民秘密签下了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生死契约”。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举动，可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危险。

　　所幸的是，这一改革模式后来得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高度认可，随之获得中央政府的肯定，并被推向全国。小岗村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分田到户”刺激了“大锅饭”时代农民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的黄金期，农民收入一度超过城市居民。

　　然而，随着90年代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土地、财政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加上农村各种税费、提留统筹等负担加重，农村发展进入“低迷期”。

　　“最近几年，农资价格不断上涨，咱农民更加看清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不能致富，”严宏昌说。“发展规模经营、实现产业联合是大势所趋。”

　　安徽省三农问题专家何开荫说，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成片土地抛荒、闲置，水利等农田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这些因素也推动了土地的合理流动。

　　但是，也有人对小岗村新型合作经济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土地重新集中，是倒退到了计划经济模式。

　　对此，村委会主任的关友江说，村民们由当年打破集体模式“单干”到重新组织起来，不是开历史倒车，而是“分田到户”模式的延伸。和30年前一样，今天的改革同样是为了摸索致富之路。

　　“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行政手段完全不同，小岗村今天的改革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而且，村集体没有收回土地的承包权，租借合同一旦期满，土地仍将归还每家每户，土地权益最终还是农民的。”年愈花甲、曾经也是“分田到户”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说。

　　何开荫指出，“在新的起点上，需要完善相应的制度。”因为，他担心，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是在缺少制度安排和不规范的情况下形成的，一旦发生经济纠纷，租赁双方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

　　沈浩则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他为小岗村的经济发展规划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第一步，进一步扩大土地流转规模，调整农业结构；第二步，依托“小岗”品牌，发展休闲旅游、红色旅游；第三步，引进工商企业，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

　　其实，“发展农村经济有很多路可走。小岗村还在摸索，希望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