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被掌掴，本应是启发关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宽容异己等方面思考的文化事件，然而，事件的演化，却完全脱离此积极意义，而进入“斗争哲学”的泥沼。

　　现在的态势是，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截然对立，几乎将这场讨论简化为阎崇年“该打还是不该打”的二元选择问题。双方似乎形不成任何的共识，民主主义者以“民族大义”为先，寄望这一巴掌可以打醒阎崇年的学术良知，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这践踏“法治”，是赤裸裸的“观点暴力”，妨害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我所关注的是，在秉持学术自由，尊重多元，主张宽容理念的自由派中，他们参与此论争，所采取的一些方式。可以看到，诸如民族主义，极端主义，激进主义之类的评判和驳斥，见诸报端；在此事件的评论文章中，魏英杰的《阎崇年挨了民族主义一耳光》应说是很有代表性。单就题目来看，这已经对民族主义者形成了挑衅，而在文章中，又犯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即在并未证实打人者是因何种学术观点的分歧，而产生“掌掴”阎崇年的行动？简单的反证是，倘若是因为阎崇年为“文字狱”辩护的言论而引起的争端呢？这又怎么和“民族主义”挂钩？我敢说，我自己作为自由派，每个自由主义者，对“文字狱”都是深恶痛绝的。

　　在论争中，只要将“某某主义”引入，造成“主义”的对立，对争论的双方达成共识是没有任何助益的。事实上，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必须看到，阎崇年的一些观点，譬如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等等这些，确实已经对一些人的民族情感造成了伤害。当然，这种伤害不是支持“掌掴”阎崇年的理由，却多少能够让“掌掴者”获得同情。倘若跳过这个客观事实，而直斥其为“暴民行径”，也难谈全面和公允。

　　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在阎崇年事件中不能达成任何共识嘛？至少，这不应成为一个假定的前提，倘若说，“掌掴者”以及其支持者，真要以掌掴来捍卫自己的观点，捍卫民族情感，那么，最有效也最简单的驳论其实是，“掌掴”除了让自己进局子之外，其实什么也捍卫不了；另外，“掌掴”并不仅仅是你所能使用的手段，你可以“掌掴”他人，他人亦可以“掌掴”你。

　　你可以说民族主义者无知，你可以说民族主义者极端，你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者是“大傻逼”，但是，当你采取这样的手法时，意味着对话的大门已经关闭，因为民族主义者一定会认为你更“无知”，更“极端”，更“傻逼”。无数的事例印证了这种“互为傻逼”的“斗争哲学”情境，如此，对于形成一些有所助益的共识又有何帮助呢？

　　在观点论争中，如何规避“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场景，使得讨论进入各方能够形成某些“共识”的场域，得到某些有所助益的，也被公众所接受的价值判断。这实在是在追求学术自由，观点多元，宽容异见的道路上，自由主义者应该承当的更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