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1236—1282)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字履善，又名宋瑞，号文山，江西吉安人。二十岁中状元，官至右丞相。德祐二年(1276)，元兵围临安(今浙江杭州市)，文天祥赴元军议和，被扣留押送北方，行至镇江，得与战友等逃脱南归，至温州拥立端宗，图谋恢复，转战东南。元兵南下时，一再起兵抗御，景炎三年(1278)兵败被俘，囚于燕京(今北京)四年，不屈就义。年四十七。

　　文天祥的诗歌创作，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咏物应酬，佳篇甚少。后期诗文，都是用血泪写成，情辞深沉而意气激昂，感染力极强。他的大部分抗战诗歌，都收集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和《吟啸集》中。这些诗，是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结晶，洋溢着对敌人的恨、对祖国的爱，体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概。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诗句，在我国民族解放史上光彩照人。《正气歌》用五古的形式历数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不朽事迹，歌颂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其他如《过淮》《有感》《金陵驿》《早秋》等诗，以及〔念奴娇·驿中言别友人〕、〔满江红〕等词章，都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他善于运用各种手法来塑造形象，并且把抒情、议论、叙事三者融押在一起，从具体的艺术境界中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1278年被押北上，路经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时所写的七律《早秋》，八句诗，每一句都是一个具体的画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写出了悲秋情绪，最后以“六朝无限江山在，搔首斜阳独立时”两句诗来点明亡国的痛楚，鲜明地勾勒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感人形象。他的诗歌，气势豪放，激昂慷慨，用语平易，继承和发扬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扬子江》)的诗句，既交代了《指南录》得名的由来，又集中概括了诗人的政治思想和诗文创作的倾向。有《文山先生全集》传世。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幼年丧父家贫,母亲以芦荻画地教其识字,发愤苦学,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后历任翰林学士、副宰相等职,积极参与范仲淹的“庆历革新”。同时,他又是北宋古文革新群体的领导者,文章和诗词创作都很出色。他积极奖掖后进,王安石、苏东坡等人都曾受到他的提携。

　　欧阳修散文成就突出，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类似于中唐韩愈。政论文在欧阳修散文中占有很大比重。这类作品多是奏章，一般以说理见长，逻辑严密、中心突出，但也不乏委婉变化之妙。如著名作品有《朋党论》、《纵囚论》、《原弊》等。

　　欧阳修曾著《新五代史》，并与宋祁合编《新唐书》，对历史的精确了解，使欧阳修的史论文也极具特色。《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其史论的名篇。文章以后唐庄宗李存勖沉溺逸乐、宠信乐官而致亡国的历史事实，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普遍规律，见解深刻，令人深思。

　　欧阳修的杂记类文章也极具特色。这类文章往往不是单纯记游、记事，而是借一景一物，一人一事，抒发其人生感慨，寄托其人生理想。著名的如《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欧阳修的辞赋类散文多为抒情小赋，如《鸣蝉赋》《秋声赋》等。与前此律赋不同，欧阳修这类抒情小赋，多以散文式笔调，融议论、写物，抒情于一炉，形式上更为灵活自由。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南宋江西婺源人。父朱松，进士出身，对二程理学窥研弥深，因不附和议，得罪秦桧，失官居家，以教书为业，恪守孔孟之道。其父对朱熹要求严格，不仅以儒家经书对他进行严格教导，而且对他讲授“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教育他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会现实问题，树立抗金必胜思想和信念。朱熹严守父训，刻苦读书，青少年时代，精心研读儒家主要著作，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和各种格致之学，学业猛进，十九岁登进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曾任南康军两年零一个月。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孝宗即位，准备启用张浚出兵抗金，并下诏征求内外朝臣陈述政见，朱熹立即上书陈事，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面奏三扎：第一扎，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扎，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涂(途)尚壅(堵塞)，幸(以诌媚而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尽)而国用末节”，应当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结果，皇帝不予采纳。朱熹上谏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探求学问，著书立说，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间，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初步实现了集理之大成宿愿，名声颇大。

　　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为难，若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干扰”朝政。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县。他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是年，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诣旱伤田段地头，对帐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桑法》。翌年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曾亲至白鹿洞书院视察。眼见这座曾经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的遗址，栋宇不存，毁于兵火的一片废墟，感到极其伤心，然又为书院的优美自然环境赞不绝口。他说：“观其四壁，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因“念庐山一带，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后世”，“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请求，孝宗皇帝终于批准重兴白鹿书院。

　　书院落成之日，他饮酒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并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还屡次请求孝宗皇帝为白鹿洞书院题匾、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监等九经流注疏。他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教规》，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以及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这个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这一，它不仅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国外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注目，国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他不只兴书院，订规章，经常亲自授课讲学，每逢休沐，即亲至书院与学生一起质疑问难。

　　朱熹对教学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赠给学生：“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以告诫弟子精学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书院规模和教学质量均为全国之冠，四方好学之士，负笈裹粮，前来求学。建昌人胡泳、李燔、吕炎和吕涛兄弟，都昌人黄灏、彭浔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泽县)人冯琦，星子人周颖等，均学有专攻，后来都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声显著，于淳熙八年(1181年)任满，暂回崇安故里。光宗时，赵汝愚奏为侍制、侍讲。时韩胃擅权，排斥赵汝愚。庆元年(1195)年，赵汝愚罢相。朱熹、彭龟年指责过韩，均得罪。三年，将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著于“伪学逆党藉”，而朱熹被定为“伪学之首”史称“庆元党禁”。两年后，朱熹病逝，享年72岁。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一生勤奋好学，关心国事民情，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权夺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志，终于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致力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他从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朱程学派、又称闽学、考亭学派。他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但其宇宙形成说却能接受古代科学成果，主张阴阳二气的演化论，如从高山上残留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以缓和社会矛盾。其社会历史观，又主张恢复三代之治，愿“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日本在德川时代，“朱子学”也颇流行。他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著述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对后代书院的发展、自由讲学风气的提高、学术研究空气的浓厚都有影响。他的学术著作很多，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词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