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关于韩寒与作家谈歌的话题在网上形成了一阵口水战。其源于韩寒曾戏说：“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而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谈歌则认为这是扯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也可以说，要是我当韩寒他爹，那下一秒就把他打死。大家都瞎说，没意思。”不过，很多评论家却根据谈歌的话断章取义，大加讨伐，有诸如《要“秒杀”韩寒的作协主席很可怕》、《作协主席们没必要太起急》、《打死韩寒算什么本事？》、《就算“打死韩寒”也要“解散作协”》等等评论出现。

　　人家明明只是用这种话表示事情不可能发生，评论家却由此认为，作协的代表谈歌真要对韩寒动手，这就有些南辕北辙了。不过，我并不想由此指责评论家的不是，其实，要论起真来，尽管这次谈歌并不是说真要从肉体上“打死韩寒”，但作协里面的人对韩寒看不顺眼已是由来已久了。这些年来，对于谈歌们来说，韩寒的“大逆不道”的观点也真是太多了，比如韩寒和陈丹青在湖南卫视一档电视节目中，“炮轰”众多文学大师，称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这些在圈外人看来不过是一家之言的观点，在作协的某些人看来却可能是严重罪行，因为对“大师”的批评完全动摇了作协的根基；再比如与白烨的论战，炮轰诗坛等等。此次，韩寒称“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不过是新添一个罪证而已，因此，以我“小人之心”揣测，谈歌并不是要从肉体上“打死韩寒”，但作协的谈歌们未必不想从精神上“打死韩寒”。

　　换在几十年前，作协要从精神上“打死韩寒”真是易如反掌，作家别无他技，唯有文字糊口，如果作品出版不了，那么不但思想无法传播，更兼生活难以维续。那时的作协基本上就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游离于作协外的异议分子，不管多有思想和才华，文字顶多以“手抄本”的地下刊物出现，物质上的控制，精神的侏儒就不可避免，“打死韩寒”就不会只是一句口号。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社会利益分化的三十年，是思想多元化的三十年，也是出版逐步自由和开放的三十年，不再满足于一元化的文学作品的读者，希望有适应自己的阅读，出版商就会顺应这种市场需求来运作各种不再整齐一律的“作协作品”的出版。于是，韩寒们就有了生存的空间，“打死韩寒”就开始成为一种作协的谈歌们难以逾越的高峰：首先，多元化的市场，让韩寒们的观点有了拥趸，他的观点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其次，他的书籍能得到自由出版，他不必仰赖于作协。所以，韩寒的离经叛道的观点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但他却毫发未损，他的发言完毕，照样去玩赛车，留下作协的谈歌们干瞪眼。今年五月，我在参加一次评论作者会议时，与会的一些学者们在赞扬韩寒的自由精神同时，也感叹我们这个时代创造了韩寒，一种能相对独立写作的环境造就了韩寒。换一句话说，没有今天的时代，韩寒可能还是桀傲不训的韩寒，但不会是公共人物意义上的韩寒，不会是通过公共平台发声的韩寒。

　　我们接着要讨论另外一个话题，韩寒称“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这在现在的语境下，基本也是扯谈。有关部门早就“听其言，观其行”，早知韩寒有“狼子野心”，根本不会让其当作协主席。便是韩寒真当上了作协主席，他也不可能在“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有关中国作协，是不是圈养作家的场所，我并不想讨论，但作协的“中国特色”却是不容置疑，也就是说，中国作协并不是完全意义的作家们自己选举和自己进行管理，进行维权和促进作家交流讨论的民间协会，中国作协和其他许多协会一样，都是背后有政府影子的“二政府”，他们的官由上级指派进行名义上的选举，他们的工作人员用国家财政包养着。作协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充当作家们的“精神导师”，按照有关部门的意图，让作家更好地充当时代的“鼓吹手”而已。这样作协，岂是一朝得志当了主席的韩寒说解散就解散的；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作协真的去媚化，成为作家们交流与维权的世俗性作协，韩寒也犯不着去解散了。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如是说。当我们仰望太空观看神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喝着奶粉患着尿结石；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有作家需要“精神导师”，但同时却不时冒出韩寒这样的“坏小子”的时代，这是一种双轨并行的时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韩寒“打不死”、作协“解不散”的时代。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我们的社会会朝着文明法治，朝着思想更解放继续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