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85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曾说：“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建国以后几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人做得怎么样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做得怎么样呢？中国的社会主义表现得如何呢？应该说，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最终结果看，距离应该和可以达到的目标，还差很远的路程。但新的契机终于到来了。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在重大历史转机面前，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并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华国锋，虽然对“文革”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有所认识，也曾试图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但由于他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相反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没能承担并完成引领全党走出“文革”困局、实现历史转折的重任，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间，虽然各项工作有所前进，党的指导思想却仍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不正常状态。

　　这样，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就成为中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开辟新时期新道路新天地，解决当时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关键中的关键。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激烈交锋，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有力支持，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公开支持《实》文的观点，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也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台湾)中，有27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不赞成“两个凡是”，从而造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不败之势。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贡献和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把人们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的提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改革开放的初步“酝酿”

　　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不断深入，伴随着思想“坚冰”的打破，改革开放也开始酝酿了，并逐渐成为共识。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研究如何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会议开了两个月零3天，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会议期间，袁宝华、张劲夫、胡乔木等36位同志发言；李一氓、谷牧分别介绍了考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西欧五国的情况；姚依林在发言中引用列宁的话，提出“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都给与会者很大启发。会议结束时，李先念作总结讲话，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同时提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 (引自《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这次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期间，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改革开放问题。1978年6月、10月，在会见罗马尼亚和西德客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邓小平提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这时候，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也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

　　真理标准讨论热烈开展半年多了，改革开放开始酝酿了，工作重点转移也提出来了，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只是酝酿，到底改不改、开不开；工作重点转移虽已提出，到底转不转移，何时转移；真理标准讨论究竟谁是谁非，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从党中央来说，都还没有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都属“悬而未决”。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农业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等，也需要研究。这样，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并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就提出来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个眼前的、现实的背景。

　　按照我们党的惯例，在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往往要先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为全会召开做准备。这样，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就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得一波三折，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为天安门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四是进行中央人事问题酝酿等。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由于前期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就结束了。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有了这三个“拨乱反正”做基础和保障，再有了前面的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全会正式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就水到渠成了。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页)。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某个人的“臆想”，而是中国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是“内忧外压”的形势所逼迫出来的。当然，这个选择本身也经过了较量和斗争。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顽强生机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正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中国社会才在此后的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试想：如果当初不作这样的选择，或者做出别样的选择，继续闭关锁国，继续固步自封，继续陷在僵化封闭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脱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背离，——现在的中国，会是怎样一个中国呢？现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是怎样一副面貌呢？现在中国十几亿的老百姓，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文中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