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矛盾”
记者：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逐渐突显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比如城乡差距、贫富分化以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和百姓的不满。对这些问题您怎样看？
郑必坚：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需讳言，也不应当讳言。据我多年亲身体验和观察，我们的党中央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历来非常重视并且勇于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开放30年，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分析的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紧迫问题。党中央对待这些问题又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来解决。
记者：有一种观点将这些问题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联系起来，甚至对改革开放产生动摇和怀疑，您认为应当如何澄清是非？
郑必坚：实际上，在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初，我们的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经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因此，要求我们既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
至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则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公正问题。总体而言，30年来人民群众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2000多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较大的收入差距。这里既有工作中的问题，又有历史和自然条件等长期形成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如何评估差距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同样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靠高效率的发展。这方面的重要事情，是中央已经确定了“五个统筹”的方针，采取了诸如新农村建设、社会建设等一系列举措。
总而言之，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只有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才能一步一步地在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突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上，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更大进展。
初级阶段需直面两大项“双重使命”和“五大挑战”
记者：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是为了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启示。而解决现实问题，必须从国情出发。您认为应如何把握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
郑必坚：我想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所担负使命的特殊复杂性问题，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这种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个“两难”命题，其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这就要求我们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长期性，并且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
另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也就是说，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仅仅复制旧发展方式下“钢铁文明”、“机械文明”那样水准的生产力，更不应一股劲重复旧发展方式下那种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道路。而应是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记者：这种局面在其他国家发展历史上是否有过先例，我们应当如何承担这两大“双重使命”？
郑必坚：如此艰巨复杂的两大“双重使命”，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大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只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同时力求针对这两大“双重使命”在具体实践中这样那样矛盾而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这样坚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担负的两大“双重使命”就一定能够完成。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怎么看待并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
郑必坚：所谓挑战，归纳起来大体是三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包括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由此可见，在21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头10年、头20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实在是够多够大的了。实际上，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再考虑到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已经发生的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包括未来岁月可能发生的其他巨大自然灾害，那么这就是第四大挑战了。此外，就国际方面来说，新条件下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当前国际范围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三大危机，也包括未来岁月国际范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那就是第五大挑战了。“五大挑战”，这就是我们在看到“机遇前所未有”的同时，又不能不估量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还必须强调一点：这“五大挑战”，又是在我国拥有13亿人口并且还会在本世纪上半叶继续增长到15亿人口这样一个“总背景”之下。这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绝无仅有的“总背景”。
记者：这个“总背景”隐含着怎样的问题？
郑必坚：要作两个层次的分析。其一，21世纪上半叶，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将相继出现的“三个高峰”。一是当前已经面对的“就业高峰”；二是本世纪30年代的“总量高峰”，即达到15亿多人口；三是本世纪40年代的“老龄化高峰”。其二，是专门分析21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我国现在13亿人口中，农村占将近8亿。8亿农民里面，劳动力占5亿，这5亿就比现在整个欧洲人口还要多！那么耕地多少呢？18亿亩多一点。而当中国人口总量达到15亿时，中国又有多少农村人口和可耕地呢？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少的耕地，怎样才能真正富起来呢？
记者：这样两个层次的分析可以给我们什么警示？
郑必坚：可以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中国后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在21世纪上半叶的根本走向，归根到底仍将取决于把13亿到15亿中国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首先是把大约8亿到10亿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