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很容易就会变成金融怀疑论者。且让我们提醒自己，将我们带进当前困境的金融创新，在不久前还显得理由十足。

　　 谁不想让信贷市场为购置房产服务？因此，我们开始将真正的竞争引入抵押借贷领域。我们允许非银行机构开展房贷业务，让它们向有意购房但得不到传统借款机构的人提供更有创意、更负担得起的抵押贷款。

　　 然后，我们允许这些贷款被集中包装成向投资者出售的债券，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实现了风险的降低。我们进一步把这些住房贷款的现金流拆分成风险不同的若干部分，为高风险债券的持有者补偿更高的利率。

　　 接着我们号召信用评级机构证明：由风险较低的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券安全到可以由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来购买。如果有些人还是放心不下，我们又创造出衍生产品，允许投资者为债券发行人的违约行为进行投保。

　　 如果你想展示金融创新的好处，那么，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实例。多亏了这些债券，让成百上千万一直被排挤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产，让投资者赢得了高收益，也让金融中介机构赚足了服务费和佣金。

　　 这项创新看来美得像一场梦——直到大约一年半以前，许多金融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还这么以为。

　　 然后，一切都轰然倒塌。近几个月来，吞没金融市场的这次危机埋葬了华尔街，也动摇了美国的地位。美国财政部被迫提出对被困金融机构的近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让此前新兴市场的灾难——像1994年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之下都显得小巫见大巫。

　　 但到底错在哪？如果我们的补救措施没有对准真正导致危机的因素，我们新激发的监管热情就可能在杀死有毒金融创新的同时，也让有用的创新无法幸免。

　　 问题在于可疑的对象很多。是那些居心不良的抵押贷款者诱使毫无疑心的借款者陷入了债务陷阱？或许是。但是，这些策略对放贷者本身并没有意义，除非他们相信住宅价格会一直上涨下去。

　　 那么，也许罪魁祸首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房地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不愿意放走泡沫中的空气。即便如此，债务抵押债券和类似债券快速膨胀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维持抵押借贷的所需。信用违约互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成了一种替代保险的投机工具，其总额则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62万亿美元。

　　 因此，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在追求高收益时无所不用其极，这场危机可能不会达到现在的规模。可问题是，信用评级机构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及时发布了风险预警信息，这些市场就不会吞噬掉这么多的投资者。这难道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宏观经济决策者本来可以齐心协力，及时采取行动消除不可持续的巨额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那样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流动性在市场上游来荡去，静候灾难的出现。

　　 但也许真正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是美国财政部在危机爆发时处置不当。虽然形势很不乐观，但致使信贷市场失灵的却是财政部长保尔森拒绝为雷曼兄弟提供救援。就在这项决策作出后，就连资金最充裕企业的短期融资实际也陷入了崩溃的状态，而且整个金融体系也都无法正常运转。

　　 鉴于可能出现的后果，也许保尔森当时最好能克制住自己的厌恶情绪，对雷曼采取已经加诸于贝尔斯登、AIG同样的措施：拿纳税人的钱救它们。这样，华尔街也许可以幸存下来，而美国纳税人也许可以避免支付数额更大的账单。

　　 也许，我们根本就无法找出导致金融体系在我们面前爆炸的单一原因。如果你还愿意相信金融理智，一个能带来些许安慰的想法是：这是一场“完美风暴”，一次需要许多星座同时连成一线才会爆发的非常罕见的灾难。

　　 那么，对华尔街的验尸结果会揭示什么？这是个自杀案件？是谋杀？还是意外死亡？还是一次罕见的器官全面衰竭个案？

　　 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立法者为防止危机再次爆发所制定的法律和防范措施,，也因此必然难以摆脱效果不明显而且无法确定的困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这次危机消失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我们还是会在将来某一天面对另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你可以把一生的积蓄都押在上面。事实上，你也许会这么做。

　　 (达尼·罗得里克 Dani Rodrik作者系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