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节点临近之际，中国经济遭遇国际国内又一波的挑战。从外部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从内部来看，国内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速明显回落。

　　面对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求解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背景下，怎样总结这30年的宝贵历史经验；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世界新的转折和经济全球化，中国将如何应对；怎么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问题。

　　直面五大挑战抓住难得机遇

　　《瞭望》：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加剧动荡、全球经济发展明显减速，诸多风险前所未有。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体察，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要应对哪些大挑战？

　　郑必坚：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归纳起来大体有五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包括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四是巨大规模(而不是通常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已经发生的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包括未来岁月可能发生的其他巨大自然灾害。五是新条件下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当前国际范围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三大危机，也包括未来岁月国际范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

　　这“五大挑战”，就是我们在看到“机遇前所未有”的同时，又不能不估量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而且，这“五大挑战”，又是在我国拥有13亿人口并且还会在本世纪上半叶继续增长到15亿人口这样一个“总背景”之下。这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绝无仅有的“总背景”。

　　对于这个“总背景”，需要进一步作两个层次的分析。首先一个层次，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将相继出现的“三个高峰”。一是当前已经面对的“就业高峰”，现在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在2400万人以上，而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200万人，缺口在1200万人左右；二是本世纪30年代(大约2033年前后)的“总量高峰”，即达到15亿多人口；三是本世纪40年代的“老龄化高峰”，现在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全世界60岁以上人口总量的20%，到本世纪40年代还会更为突出。

　　再一个层次，是专门分析21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我国现在13亿人口中，农村占将近8亿，其中劳动力占5亿，而耕地仅18亿亩多一点。当中国人口总量达到15亿时，中国又有多少农村人口和可耕地呢？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少的耕地，怎样才能真正富起来呢？

　　从这样两个层次的分析中，可以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中国后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在21世纪上半叶的根本走向，归根到底仍将取决于把13亿到15亿中国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首先是把大约8亿到10亿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

　　《瞭望》：怎样看清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

　　郑必坚：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再把视野放宽一点来加以观察。可以简要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后168年来，世界范围发生的三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家命运的三次大转折之间的关联。

　　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但没有抓住机遇，反而被打入谷底，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在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人抓住时机起来革命，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真正打开了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历史追求和历史进步的大门。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起，世界一步一步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新阶段，新科技革命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起来了。在这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潮流当中，中国共产党又抓住新的时机和难得的机遇，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加快发展起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角度来说，这条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

　　从今日天下之大势和未来世界之发展来看，情况仍十分复杂，不可测因素依然甚多，我们一定要坚持冷静观察，小心谨慎。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我在这里只想集中提出一点，就是我们正面临着世界范围思潮激荡这样一种复杂局面。

　　新时期以来，尽管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和进步，尽管我们已经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我们的现代化事业还远没有完成，我们还远没有摆脱不发达状态，还需要再干四、五十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能不能干成这番事业，世界上许多人还在看。再加上今天世界范围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既相互碰撞又相互影响，比起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得多，广阔得多，深入得多。这种情况，必然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当然也不能不受影响。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看得那么长，我的理解，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长过程，短了不行；也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不那么成熟到成熟的长过程，短了不行；而且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规律的掌握也不能不经历一个长过程，短了也是不行的。

　　《瞭望》：怎样估量到20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郑必坚：当前，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以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新启动为标志，打开新的境界。与此同时，国际大局也正酝酿新的重大变动。特别是以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殃及全球这两件事为动因，国际范围的政经走向、力量对比、大国关系、地缘战略以至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还有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某些重大关系和模式，比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发达国家市场与新兴国家市场的关系，等等，似均在酝酿某种新的变动甚至重大变动。而我们的国内大局，包括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国际大局是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国际经验教训，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针对国际大局新变动而来的我国当前和中长期的因应之道，也已提上日程。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在新时期以来伟大成功经验基础上，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精神，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清醒地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以统一的把握和分析。

　　我们估量战略机遇，当然要从国际、国内这“两个大局”的综合把握出发，但我同时认为，这里有一个变化必须看到，就是中国国内大局的分量在加重。尽管我们困难还多，但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这一条，本身就是世界大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将要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最重要基础。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就要充分重视这一条，并且以此为根本立脚点，而决不能看轻，更不能淡忘这一条。

　　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的深刻战略意义之所在。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一再强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深刻战略意义也在这里。即使遭受了特大地震灾害，胡锦涛同志在随后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初步总结汶川特大地震抗灾救灾经验时又重申：全党同志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其深刻战略意义仍然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