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许村镇荡湾村农民沈咬荣联合16户农户出资14万元，办起了第一家联户企业——荡湾村联合纺织厂。这是他在许村镇一次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　　许村镇政府 供图

嘉兴市第一家合资企业是1985年引进的桐乡前进鞋业。这个与上海和香港的合作项目，总投资197万美元，其中外资33万美元。摄影 李渭钫

　　一支“异军”的蜕变

　　乡镇企业几乎是一夜之间蓬勃兴起、遍地开花，以“异军”的形象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这支“异军”蜕变为“正规军”的道路却异常漫长而艰难。

　　尽管都叫“乡镇企业”，却又分乡镇办、村办、联户办、个人办，所谓“四轮驱动”。它们在实际待遇上大相径庭，于是便出现了特定时代的产物——“红帽子企业”。

　　1984年创办于海宁郭店、如今已成长为中国最大软磁产品生产商的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从“海宁电子元件厂”这家“红帽子企业”起家的。已故董事长潘广通在一次采访中坦言，当时挂着“海宁”这个头衔是觉得海宁的名气大，县里有关部门审批时还担心地说“老潘你要是办不好岂不给海宁抹黑了”。但鉴于“性质集体、资金自筹”还是很快批复同意。就这样，老潘在交通便利的河港旁边征了几亩地开始办厂了。

　　在对待集体和个私问题上，许村的实践又有所不同。凌荣华当时的想法是，集体企业应该从适合挨家挨户发展的家纺行业中抽身出来。这样既避免了与个私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又提升了集体企业的产业层级。在他的主导下，1989年，许村原有的7家集体纺织厂被“放光”，同时保留了包括经编厂、建材厂、轴承厂、印染厂在内的5家集体企业。

　　形态层面的探索不仅停留在民间。早在“许村会议”前，时任市委书记庄洪泽、市长周洪昌、副市长赵冰就曾带队“三上苏南”参观学习。从某种角度上说，有了“三上苏南”，才有了三次“许村会议”，才坚定了嘉兴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心。但到后来，“温州模式”也成了大家热衷学习的对象。

　　最终嘉兴没有在苏南与温州之间“二选一”，却又同时受到了几种模式的影响。苏南乡镇企业的引力，温台个私经济的活力，浦东外贸经济的辐射力，给了嘉兴一个融会贯通、各取所长的极好参照，构成了多元化的生产力结构。

　　如果说对发展模式的探寻还只是“带着镣铐跳舞”的话，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末逐渐推行的产权改革，则是对乡镇企业真正“松绑”的开始。特别1992年以后，在邓小平同志“南巡效应”下，嘉兴乡镇企业改制的步伐骤然加快。

　　最先被看好的改制途径是诞生于台州的“股份合作制”。一直对政策非常关注的潘广通得悉后，立刻找到当地政府，主动请缨进行股份制改造。1993年8月，海宁电子元件厂进行了股份界定，设置了乡镇集体股、法人股和企业集体股，包括潘氏父子在内的304名职工仅持有9.28%的股份，企业正式更名为“海宁市天通电子有限公司”。

　　当时郭店镇的人甚至以为潘氏父子疯了，生生把一手打下来的“天下”送给了政府。而事实证明，尽管是不彻底的改制，也给企业带来了各种优惠政策，其中“省区外高新技术企业”的称号使企业的所得税由33%改为15%，对天通公司影响很大。

　　1994年《公司法》颁布，成为乡镇企业改制的又一个契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嘉兴乡镇企业的制度改革逐步回归到向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制度转变的轨道上来。

　　潘氏父子又一次抓住了机会:原企业集体股全部转让给全体职工，原公司10名个人股东成为自然人股东，而其余个人股东以“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的名义持股。后来，公司部分股东之间进行了股权转让，使自然人股权超过了法人股。通过这次产权界定，中国第一家自然人控股上市企业才得以在7年后诞生。

　　如同天通公司的改造，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触及了改制的核心问题——产权。事后证明，那些较早意识到并解决了这一问题的企业普遍得到了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末，乡镇企业体制上的枷锁基本得以解除，这也成为当时个私经济超常规发展并逐步占据主要地位的重要原因。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全市非农产业私营经济单位有23383个，是1996年的6.3倍，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5.9%。

　　而此时，沿用了18年的“乡镇企业”这一名称被历史彻底收藏。2002年以后，随着主管机构调整，“民营企业”逐渐取代“乡镇企业”，成为它们新的身份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