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日电 2月的最后一天，早九点，北京空气质量实况地图显示，全城35个监测站点，14个六级严重污染，14个五级重度污染，7个中度污染。

　　此前的一月份，严重、持续雾霾笼罩全国多个省份。

　　空气污染只是中国生态危机的一个表现。全国九成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1.5亿亩耕地受重金属污染……

　　空气、水、土壤，这三大人类赖以生存的要素，正以立体污染态势，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百姓身体健康和工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我担心我们这么辛苦，最后挣钱买的是医药费。”被很多中国年轻人奉为创业偶像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忧心忡忡。

　　中国快速的GDP增长被一些媒体形容为“有毒的增长”。盲目追求速度，“重”结构、“松”管理、“轻”处罚……一度粗放发展的模式和淡漠的环保观，让国民和国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和“经济代价”。

　　身处GDP、CPI、PM2.5“三P时代”的中国公众，对环境污染的承受能力一点点逼近底线。

　　近期，有多地网民高价“悬赏邀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

　　“高价悬赏戏剧色彩的背后，是民众对生存环境的强烈不满，也是想借助民力解决河流污染的沉疴。”全国政协委员王书平的评价一针见血。

　　如何清除“有毒”的GDP，成为抵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离开经济发展抓环保是‘缘木求鱼’，脱离环保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全国人大代表、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必须以环境成本优化增长方式，推动创新转型和绿色发展，实现环境经济双赢。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管理体制长期存在弊端，环保局局长的“乌纱帽”被捏在地方决策者手中。基层环保局局长处于“两难”夹板。

　　更有企业肆意逐利，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引发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屡见不鲜。今年初，能源资源大省山西一化工厂苯胺泄漏，数百万人饮水受影响。

　　“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要‘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健保说。

　　“重要的是要找到内生力量，促进从政府部门到市场主体、从产业链上游到下游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来缓解资源环境对发展的制约。”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

　　此外，尽管中国已有32部环境资源方面的法律，但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法律对企图钻空子的企业没有威慑力。

　　全国政协委员朱奕龙提出，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完善法制，推动环保法治化，着手制定《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引入行政问责制，重塑生态环境伦理观，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公民环保意识。

　　“具有科学内涵、可操作性强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吴晓青委员认为，应把污染防治同城市发展、经济转型和环境治理统一考虑，纳入发展总体规划中。

　　一些生活细节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和建言要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提出，“垃圾分类处理对于大气、土壤污染控制至关重要。”

　　“阳春三月天气新，湖中丽人花照春”，这是古人文字中的春天。人们期待一个天蓝、水净、地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生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