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此前，就在人们普遍关注地方党委换届之时，解放军高层人事变动也已悄然展开，一大批年轻将领相继走上重要位置，共和国第四代将领群隐然成形。因为此次高级将领的调整不但世代交替的意味浓厚，而且也相当程度上标志着我军建军思维的走向，故在国内外引起了深刻反响。

　　尽管相关调整仍在继续，更高层级的结果尚待揭晓，但一叶知秋，此次大规模人事变动所展现出来的诸多特点，仍予人们以深刻启迪。

　　年轻化、专业化、复合型

　　从2006年6月开始，各总部、军兵种和相关军事院校的高层陆续开始进行调整，解放军进入新的人事变动高峰期。通过对新晋升的高级将领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人们发现一大批50年代后的将星冉冉升起，很多曾在精锐部队任职的年轻将领纷纷进入重要领导岗位。

　　愈专业的领域，年轻化的趋势愈明显。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张育林少将，1959年生，48岁；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徐宏亮少将，53岁；其它几个试验训练基地的首长，也大致若此。据报道，249位解放军以及47位公安代表预计将参加17大会议，而这296人当中，有186人为少将或者更高军级，平均年龄为52岁。从总部、军兵种和几个大区的重要军职来看，1950年前后出生的这条门坎，几乎成为将星晋升的先决条件之一。

　　在强调年轻化的同时，对学历与专业化的要求也较以往更为严厉，许多新晋升的高级将领不但拥有较为完整的从军履历，而且全部经过军事院校的正规教育，掌握相关专业的前沿知识，对新军事变革有敏锐的把握，能够胜任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重任。有统计数据显示，现任作战部队军级领导班子成员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已经占81.7%，本级培训率74.3%，其中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占10%。

　　许多新晋将星不但具有较高学历，使钱学森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设想的“博士军长、硕士师长”成为现实，而且有许多高级将领还进一步成为具有高深造诣的专家学者，像新晋上将孙大发将军不但精通本职专业，还曾撰写《高技术战争谋略》专著；新任副总参谋长刘镇武将军是公认的儒将，2002年曾受聘浙江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新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将军曾直接在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教书育将；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将军素以战略研究闻名全军。因此在诸多外电评论中，对此拨人事调整用得最多的两个评语就是“年轻化”和“专业化”。

　　其实，新中国第一代将领群因战功卓著，普遍比较年轻。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上将年龄平均为45.6岁，最年轻的肖华上将仅有39岁，可谓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上将方阵。但因10年浩劫和其它诸多历史原因，在随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解放军陷入了兵疲将老的状态。邓小平提出了革命化、正规化、年轻化和专业化建设目标。经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新一届军委不懈努力，状况发生改变。在这一批次调整中，4年前还为正军职的房峰辉中将、赵克石中将、陈国令中将、王国生中将未经同职级其它岗位历练，直接跃升大军区正职，震动全军。这种“二级连跳”的晋升轨迹凸显军队决意加快建设一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高技术战争的现代化铁军的目标。

　　在本轮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中，许多深具潜力的高级将领不约而同进行了岗位轮换，高层着力弥补将领任职经验的缺陷，努力提升复合型指挥能力的态势明显。像章沁生将军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也曾在国防大学任过教研室主任、教务长，虽说履历较为完整，但欠缺在战区独当一面的经历，此次调任广州军区“补课”的意图明显；与之相反的是刘镇武将军，长期处于带兵的一线，实践经验十分丰富，但从未在总部机关统筹全局，此次与章沁生互调，表明中央军委努力塑造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复合型指挥人才的良苦用心。

　　类似的努力在新时期一直存在，像副总参谋长吴胜利出任海军司令员、总后副政委刘源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海空军作战部长调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人事调动以及在全军开展兵种交叉任职、在军事院校开设中青班、与地方高校合作开展“强军计划”等应急措施，无不体现了军委这一努力方向。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接下来的下一拨人事调整中，肯定将有更多的将领将从解放军总部外放大军区、集团军领导岗位进入总部重要部门，或者跨兵种换岗、交叉任职。

　　主动防御战略的微调

　　根据军队战斗力构成要素的分析，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的结合构成了质量建军的主要内容，而人在其中毫无疑义占据主导地位。而根据我军现状来看，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出现一批具有现代化思想的指挥员。因此，此次大规模人事调整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央军委为提升解放军由机械化战争向一体化联合作战、信息化战争能力转变而在组织人事上跨越的重大一步，也可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群由第三代向第四代过渡的一条分界线。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鉴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当时的现实国情制约，解放军一直取国土防御战略；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以及我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被动防御被寓攻于守的主动防御所取代。

　　新时期新阶段，国家利益边疆不断延伸，解放军面临的挑战也日益错综而复杂，单纯的防御战略已逐渐不能最大限度满足国家核心利益的需求，在此情势下，积极进取战略呼之欲出。积极进取并不意味着对主动防御的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强调更为主动的进取精神。

　　近十多年来解放军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推动下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与世界一流强军相比，仍在军事理论的创新、体制编制的优化以及高科技兵种的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

　　在未来，我们不但要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还要力争最终领先一步，主导下一拨的新军事革命。

　　第三代将领群都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将军，且大多还都经历过几次边境反击作战的战火洗礼，具备较丰富的作战实践经验。

　　而现在涌现出来的第四代将领群大都出身名校，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具备良好的科技人文素养，长期的军中历练又使他们切实了解部队发展的脉动，洞彻与他人的差距，同时普遍具有一种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这足以给人们期待。

　　在机械化时期，只要精通本职专业，就能胜任工作需要；而在信息化战争时代，陆海空天电磁五维战场交织，对将领的战场感知能力、指挥控制能力、火力运用能力、立体协同能力以及信息对抗能力都提出了很高要求，这就迫使解放军的现代将领必须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从单打一向一专多能迈进。

　　与此同时，在军事院校教育中也将更多地强化信息化战争能力的培养，加大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延伸。在由基础教育向任职教育的转型中，如何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平，努力适应现代战争需要，无疑将是对军事院校的严峻考验。

　　为了适应战略调整，在人才的选拔标准上必然由重资历向重能力转变。长期以来，事实上在人才选拔中存在着论资排辈的潜在传统，某些关键岗位的任职经历和完整的履历在过去是顺利晋升的必备条件，而为了平衡照顾的无奈提升也是常见之举。但通过此波次的人事变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资历不再是选拔的优先考虑，能不能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具不具备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成为高级将领选拔的基本标准。以此类推，今后军队的人才选拔也必将在能力指向下，出现焕然一新的崭新面貌。同时，优胜劣汰的能力竞争规则也将会更进一步优化解放军的素质构成，确保人民军队始终能够走在世界前列，保持一流的建军水准。

　　使命指引方向，任务主导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着要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供安全保障、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使命。同时，还担负着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逐步把解放军建设成为信息化部队，具备打赢信息化战争能力，能够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历史重任。

　　在这一深刻历史背景下，如何立足中国国情军情，在质量建军上取得突破，隐然构成了新一轮军队高级将领调整逻辑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