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与陈独秀有着重要关系，这是鲜为人知的。

　　南昌起义是很仓促的。在中国共产党五大(1927年4月28至5月8日)开始时，国共合作没有破裂的迹象，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派出代表前往祝贺，汪精卫专门要求到五大去听国际代表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也就在五大会议期间至6月5日，国际代表罗易将6月1日收到的斯大林发来的秘密指示向汪精卫告密，汪精卫遂在武汉的国民党上层政军人员中紧急把罗易告密的内容传布，以及为此专程赶赴郑州会晤冯玉祥。这次告密内容传布后，其反响十分强烈。因为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就是要把一批不听共产国际指示的老的国民党中枢换下来，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领导层由工农的优秀分子通过选举等办法去替代现在的老家伙。要审判那些反农民运动的军官；要共产党立即建立8个师到10个师的军队等等。那个罗易不仅在口头上告密，而且于第二天将翻译成中文的密电稿件送给汪精卫。汪就以此为确证，作为他煽动反共的依据。国民党高层除宋庆龄、邓演达等极少数左派没有表态，大多数主张反共。且不说武官的态度，就是文职人员如陈友仁，一听国际指示，吓得面如土色，随即说：“这意味着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汪精卫听完多方意见，即去郑州同冯玉祥晤谈，汪由于同蒋介石的矛盾，所以主张反共反蒋，而冯玉祥推动汪与蒋介石联合反共，于是汪精卫最后决定联冯联蒋反共。从联冯开始到行动，即6月中旬到7月15日，他分共、反共，公开镇压工农、屠杀共产党人是在7月15日之后。此时到8月1日，仅有半个月。那末，这样短的时间，怎样能够将起义军集结、开始行动呢？

　　共产党领导人对军事工作重要性的提出以及把军事工作放到突出地位

　　南昌起义，必须要有军事力量，共产党要抓武装，并且要把抓武装放到突出地位，这不是几天，几个星期可以做到的。南昌起义共有15个团，有领军人物，这些领军人物都是建国后的元帅、将军级人物。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突如其来，要看党的最高层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要看这方针实践的结果。

　　在1927年8月1日以前，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共产党，只有两个领导人提出对中国革命要采取武装斗争的道路，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陈独秀。从时间、内容来看，第一个提出，专对中国共产党要从事武装斗争的是陈独秀；而斯大林比陈独秀迟了1个月零2天，并且斯大林是从北伐军进军谈起的，是针对国民党的军队而言的。

　　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在上海举行。出席者有：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和拉菲斯，中共中央委员有陈独秀、彭述之及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那是总结上海第一次工人起义和部署下次行动的会议。陈独秀因病未参加前次行动的决策，故而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些问题。当拉菲斯提出对下一次工人起义的指导方针，称：“如果无产阶级起来举行发动的话，若是区委已在对上次发动进行总结的话，那么它应该重新审查它在无产阶级发动问题上的立场并提出准备政治大罢工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国民革命运动浪潮日益高涨的气氛中，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应当培养无产阶级的最大积极性，并使之做好准备，参加以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方式进行斗争，即政治罢工。”

　　从这段谈话，说明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方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特有的，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斗争方式就是政治罢工。

　　陈独秀针对拉菲斯的谈话指出：如果拉菲斯认为“上海无产阶级应当更加做好战斗准备，那么这是对的。但如果他想使无产阶级的发动不依赖军事力量，那么这是不对的。”

　　陈独秀接着阐述了他的指导思想：“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湖南都不可能发动。”于是，“要有军事力量，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

　　陈独秀提出的指导方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同志都接受，彭述之、罗亦农也接受，中共上海区委朝着武装起义的方向准备。为了贯彻军事因素放到头等重要地位，在1926年12月，陈独秀从广东调周恩来到中央任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1927年，上海为武装起义组织特委，调周恩来任特委委员、特委的军委书记，军委委员还有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顾顺章。

　　上海工人在1927年3月的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民政府，有了市民政府的详细政纲。

　　当然，由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起义胜利的成果――市民政府仅存在24天就夭折了。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可以而且必须在一次行动中取得胜利，把革命看成直线式的一蹴而就的观念和评论，本身就是幼稚病。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成真正的革命的政党。”上海工人起义的结果就是如此。

　　这一次的实践说明了陈独秀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在陈独秀提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无产阶级，其革命要把军事因素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的论断之后，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演说：《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其中谈到武装斗争问题：“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作出这样的概念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其具体判断则是把蒋介石为统领的北伐军队视为革命军队，说的“中国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己解放的极其重要因素”，是指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直到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还认为：“现在，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根据这个指导思想的实践就是派出许多苏联军事专家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同时大量军援从苏联运到广东。而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把国民党军队中的苏联军事专家的领导者撤走了。

　　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曾在1926年4月12日发表过《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他在文中谈革命军队时说：“一面，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常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径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高潮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

　　“在中国条件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如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便是已成的事实。只有这种军队能做革命的主体。”那时中国共产党内谈军事的事是很普遍的，瞿秋白论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他在1927年2月批评陈独秀的小册子中，认为共产党既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有了国民党的军队，就不再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军队。

　　比较而言，只有陈独秀提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要把军事因素放到首位，并且明确革命胜利不能单靠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