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主动地支出社会成本，它就会强迫性地、往往是惩罚性地要求加倍支付 现在，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加，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增长也有环境成本，但对于社会成本，大部分人的头脑中还缺乏清晰的概念。环境一旦污染，治理成本可能高于当初的经济收益。而在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上欠账，其影响更深远，牵涉面更广，其付出社会治理成本也就更高昂、更难办、更不可预料。因此，需要确立“社会成本”概念。 人们都懂得经济成本非支出不可，但有些人却以为社会成本似乎可出可不出，可多出可少出，不知道社会成本有一个相对必要的“量”，它有一个最低限度，也有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适应相均衡的“量”。如果不主动地支出社会成本，它就会强迫性地、往往是惩罚性地要求支出，甚至被迫加倍支出。例如，社会安全成本，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大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只追求经济快速增长，那么社会发案率可能以比经济增长率更快的速度增长。 这些年，安装防盗窗的楼层越来越高，防盗门越来越高级，可另一方面，出现了越“防”越“盗”的奇怪现象。在一些大城市，仅居民小区保安人员就有几十万人，公安、警察队伍的人员和经费数量也与GDP比肩增长。经济发展上去了，而人们的安全感却在下降，社会管理成本剧增，社会失序现象频现，社会关系趋冷，社会认同不足，凡此种种，加大了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还有一个也许不同于经济成本的地方，就是它的自动转化:如果把社会成本区分为积极的社会成本与消极的社会成本的话，那么，主动去缩小和控制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使得贫穷较少发生，不满心态较少滋生，群体事件较少出现，这就是积极性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的收益率就比较高；反之，就自动转化为不得不去救助、化解事态、事后补救等等，到头来钱也花了，而且没有少花，但却是消极性社会支出，这种成本的收益率就低。主动投资于公共卫生和健康事业，使疾病不至于发生，健康状况普遍提高，就是积极性的社会支出；反之，就自动转化为像迎战“禽流感”等公共危机事件、被迫解决已经酿成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那样的消极性的社会支出。后者的效益与成本之比就要比前者低得多。主动投资于教育，提升人力资源品质，发扬创新精神，就能及时实现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反之，就自动转化为劳动力素质不高，创造力不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喊了十几年也转变不了，不得不被动地支付消极性的社会成本。主动的事、体面的事、效果好的事不去干，到头来就不得不被迫去干被动的事、丢脸的事、效果不好也得去干的事。这就是社会成本的“脾气”。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景天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