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发生的52792件行政诉讼应诉案件中，被告是县级政府部门的为21517件，所占比例最高，达40.76%(10月13日《中国青年报》)。我认为，这样的“法治发展报告”数据，不用兴师动众进行调查，一年级小孩儿也算得出来。

　　正如前几年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几名专家深入某地区调查该地粮食歉收的原因，经过数日调研得出结论：粮食歉收的最直接原因、最主要原因也是唯一原因，是天气干旱。还有一个笑话，某某生了个男孩儿，颇高兴，见路边有一个算命先生，故意沉着脸儿问道：“我家刚生了娃娃，你给算算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算命先生摇头晃脑，装模作样，如此这般算了一番，十分肯定地说：“你是喜得千金哪1某某摇摇头：“不——对1算命先生又十分肯定地说：“那就是喜得贵子喽1某某喜出望外，连冲算命先生竖大拇指：“真是神算哪！只两下就猜准了1

　　言归正传。上述的所谓的“法治发展报告”和这两个笑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县级政府成为被告的比例所以最高，原因再简单不过，因为县级政府属于基层，直接和百姓打交道，是矛盾的焦点所在。就如在战场上统计伤亡数字，战斗在最前沿的连、排、班所占比例肯定要大。说起来，我们正在大力提倡并着力打造和谐社会，建立亲民政府，最大限度地满足百姓的需求，积极主动解决问题，减少摩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果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那么，随着我国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日益进步，行政诉讼案件想必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讲，县级政府所占比例依然会是大头。这既是社会现象，也是自然现象，甚至是一种规律。

　　有人或许要问了，较县政府，乡政府和百姓的关系更直接，为何“被告是乡镇政府的2986件，占案件总数的5.65%”，比县政府反到低了许多呢？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民主渠道是否畅通问题。当百姓遇到问题，自然是首先找村委会，继而乡政府。当遇到阻力或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自然会找县政府。如果在县政府遇到阻力，或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下一步很可能选择上访，亦即“越级上告”。现在，各级政府对上访虽不能说“如临大敌”“围追堵截”，但毕竟是“高度重视”。问题解决不了，又不允许上访，百姓的意见自然会集中到县政府，县政府有更多的机会被推上被告席，亦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