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二年。医药行业在经历了自身的“多事之秋”和“寒冬”后，也开始了相应的“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药监局、卫生部、劳动社会保障部等与医药卫生关联的部委纷纷推出一些产业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和行动。

　　 具体表现为：国务院出台《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等8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卫生部召开“医院药品招标制度研讨会”，广东的“挂网招标”、“两票制”作为一种模式待推广；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多处涉及医药产业；《中药国际化发展战略》和《中医药发展纲要》对民族医药产业做出战略规划；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修订出台；卫生部医改方案即将公布，等等。

　　 所有这些新政无不表明：医药行业及其相关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变化总应该是好的，没有“大变”就不会有“大治”，特别是中国的医药产业。

　　 对于医药产业的“大治”，人们在瞩目之余更充满无尽期待，期待它让行业的转型能够顺利、平稳、和谐地实施，避免不必要的政策缺失和混乱，期待它的执行力不要重蹈“GMP认证”不力的覆辙，成为政企勾结权力寻租者的乐园，更多的期待则是它的产业新政体系能够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国家发改委第23次药品降价；《刑法修正案草案》公布修改的第163条内容将医药商业贿赂行为列入惩治之列；卫生部、药监局、工商总局等多家部委治理商业贿赂小组纷纷成立；仿制药受限，药品包装规范及“一药多名”等治理措施正在执行。

　　 这些措施的实施表明：医药产业的“大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但是，“大治”能够治到什么程度？能否令公众满意？才是衡量产业新政“大变”成败的主要因素。

　　 总的来看，新政所带来的“大变”概括起来主要是药改、医改、监管三大块。药改，首先是“招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施6年多以来，叫停声、喊打声从未停止过，它不仅流于形式，并且衍生了“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不完善，还在于目前制度上的不健全不科学，同时还存在药品流通模式上的漏洞，使药品流通环节形成一个巨大的灰色利益链，让民众苦不堪言。其次是如何杜绝药品生产企业投机取巧，如何限定和治理仿制药品的过多过滥？人们期望更好地规范审批，规范药品包装以及“一药多名”，从而在源头上遏制高价药。

　　 医改，主要涵盖基础医疗(公共卫生)、药品流通、医疗保险等方面。其核心目标应是解决看病贵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已形成了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看病贵的表象是“药价虚高”、“以药养医”。“药价虚高”是医院维持其正常运转所需，也是药品生产企业、流通环节、药品间居人所需。“以药养医”不仅满足了医院的各项所需，更满足了绝大部分医生畸形扭曲的心态，使病人雪上加霜。“药价虚高、以药养医，医疗体制是根源，与医药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关系密切。”曾经参与过国家多部卫生医疗法律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卓小勤认为。事实表明，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其根子也是医疗体制问题。这个体制问题不解决，日益凸现的社会矛盾问题会更加突出。于是，万众期盼的新医改大方案将呼之欲出。

　　 关于监管，其实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系统内部的自律、禁令、处罚机制等早已频频出台，但其效果并非如人所愿，尤其是地方监管机构问题多多。故此，必须严格依法监管，大力推行执法责任制，做到每一个执法过错行为都有对应的追究和行政问责。实行“阳光作业”，加强政策政务、办事的公开，自觉接受行政相对人的监督，这是监管工作的首要任务。其次，通过整合机关科室、稽查支队、药品检验所执法资源，全面落实“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建立健全科、队、所联合执法机制，不断增强监管效能，同时，通过不定期的走访有关部门，走访行政相对人，在人大、政协、党政机关、行政相对人代表中聘请行风义务监督员，对执法人员进行动态监督，也不失为一种地方监管治理之道。再次，对地方官员及行业行政监管者的问责制和司法介入制度应尽快出台并付诸实施。

　　 果能如此，人们期待着的医药产业下的“大变”与“大治”，带来的将不仅仅是相关行业的战略转型，更为切实的是能够解决沉积多年的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