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成渝获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下一站综改试点将可能落户中部城市群。

　　本报记者获悉，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有望一起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即简称“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该试验区旨在重点探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发展之路，以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落实科学发展观。

　　据悉，新试点的申报意见已上报至最高层。

　　有关资料显示，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公里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它包括了武汉及湖北省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周边城市。这里是湖北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以生产总值为例，2002年，武汉城市圈的GDP总额占湖北省总额的59.1%。

　　长株潭是长沙、株洲、湘潭的简称，是湖南省经济的重心所在。如2003年，长株潭城市群生产总值占湖南省的33.74%。

　　“选择武汉和长株潭作为新综改试点，可以破解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等诸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来实现体制机制的整体创新，其改革试验具有全局影响和意义。”此间人士分析认为。

　　观察人士表示，这些试验区尽管同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同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每个试验区的改革侧重点不同。这表明国家已经开始将区域发展重心转向“专题性改革试验区”，要求在不同地区探索改革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

　　成渝综改试验区重点落脚在“统筹城乡”，而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将在构建“两型”社会和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上，展开中国“深水区”改革的新一轮探索。

　　探路内生型发展模式

　　近30年的中国改革，走了一条从点到面，从局部到全局，从单一改革到全面改革的改革路径。试验区一直是中国渐进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促进改革的重要推手。而前期综改试点实践证明，地方在“试验区”的名义下获得了更多创新和改革的空间。

　　从2006年起，申请加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呼声不断从各地传出，范围涵盖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6月当成渝获批综改试点时，国家发改委给与的理由是，“考虑到现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改革的紧迫性和难度。”

　　本报记者获悉，第四个试验区有望落户中部仍然依照如上考虑。“对于试点选择更重要的是考虑区域平衡发展，试点内容具有全局性的地区。”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曾对记者表示。

　　专家们亦看着选择中部地区作为综改试点的独特作用——比如寻求内生型经济的发展道路。

　　“以前的综合改革试验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进行的，获得的经验主要是基于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外向型’经验。”10月22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向记者分析。

　　赵认为，“外向型”改革经验固然重要，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立足于本土资源开发的内生型改革经验同样重要。

　　中部地区能源、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密集、本土市场潜力大等优势，都为建立内生型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郁在考量武汉城市圈后，也建议其定位在建设成为我国内陆地区最大的满足内需为主的生产要素和产品服务的市场中心。即中部地区如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国内市场的优势。

　　“不是说不对外开放，而是既可以发挥武汉经济圈的地域优势，又可以避免远离国际市场、对外经济成本比较高的弱势。”孙晓郁对武汉决策者们说。

　　其二，综改试点落户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满足了中部崛起的预期。

　　经过20多年开发和调整，中部地区经济布局基本形成“中心群带”的发展战略格局和模式。而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是中部城市群里的“活跃”部分。

　　“以前对长株潭的战略地位有所忽视。”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忠向记者分析，长株潭处于华中、华南、西南的交汇处，是交通枢纽，市场潜力大。同时这些年，表现出很强的自我创新能力。与创新密切相关的产业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如中国动漫产业中的70%是在湖南原创。而与珠三角相邻，能够承接其产业转移和其市场联动，这是更大的优势。

　　“城市圈是辐射能量的发源地。”接近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分析，武汉和长株潭城市圈如突破式发展，形成中部地区超级城市群或强大的经济核心，必将成为中部崛起的“引擎”。

　　新型城市化

　　如果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能戴上“试验区”帽子，那么怎样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和如何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呢？

　　“选择武汉和长株潭进行改革试点，可以在探索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方面先行先试。”有关人士对此分析：“要吸取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地区在城市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探索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结合之路。”

　　尽管如何走新型城市化道路，还需要两地将来不断的探索。但学者们已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向记者阐释了他理解的，与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同的“新型城市化”。

　　其一，传统城市化道路特点是：以制造业等重工业，第二产业为龙头。新型城市化更强调二、三产业为龙头，即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龙头。

　　其二，传统城市化吸附周边农村的优质资源，如劳动力、资源和环境，却没有带动农村发展。而新型城市化要破解这一发展模式，要带动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其三，传统城市化是单体城市化，不注重城市之间的协调，分工，合作。新型城市化要力图在城市之间建立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基础的分工协作，错位发展，共同发展。

　　最后，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发展。新型城市化则为节约型，内涵型发展。如在土地、资本、环境、能源方面。

　　要完成上述转型，就要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据本报记者了解，如果武汉和长株潭或批新综改试点后，可能会在一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进行先行先试。

　　如在资源节约体制方面。统筹研究解决在城市化进程中节约用地、严格耕地保护等问题，探索集约用地的有效方式，建立节约用地的激励机制；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资源节约利用的产业链和循环经济生产模式等。

　　再如创新环保机制方面，建立主体功能区开发机制，依照区域规划、加快制定相应的平均指标、生态环境补偿和约束政策等等。

　　“我们希望武汉城市圈试验区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积累的经验对同类其它城市圈具有借鉴意义。而不是完全封闭，只在试验区里进行的。”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武新木表示。

　　据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透露，国家发改委试图以“综改”作为新时期改革难点破题的“利剑”。但新一轮试点，要实现地方自主改革，没有优惠政策。本报记者王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