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中国探月的最早起源，归结于一块月球岩石。

　　1978年5月28日，中美建交前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华，给时任国家主席的华国锋带来卡特总统的两件礼物：一块1克重的月球岩石；一面美国宇航员带上月球的中国国旗。

　　石头很快被安全护送到远在贵阳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天体化学专家欧阳自远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为此，他请来了全国近百名研究专家。“最后确认了石头是阿波罗17号飞船登月时采集的，甚至确认了石头所在地是否有阳光照射，美国人不得不服气。”今天已是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的欧阳自远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此后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学家以这块岩石为主题发表了12篇论文。

　　西方探月升温迫使中国跟进

　　但事实上，中国对月球的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跟踪国际月球探测的研究进展，并编写了《月质学研究进展》、《天体化学》等专著。”欧阳自远说，当时主要是学习积累阶段。

　　这样的积累持续了将近40年，直到1994年，欧阳自远才首次提出探月构想。“当时，我们只发展了卫星、载人航天两个领域，深空探测仍属空白。”欧阳自远回忆说，这一年，美国发射了克莱门汀号环月探测器，不但开始了全月面元素的分布与含量的探测，还意外发现了在月球南极区有水存在的信息。当年，欧洲空间局也提出了重返月球、建立月球基地的详细计划。

　　“在全球竞争面前，中国如果无动于衷的话就会在竞争中落后、丧失发言权。”于是，欧阳自远联合其他科学家向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讲解中国月球探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月球上丰富的资源将是各国解决能源危机必争的对象，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月球利益。”欧阳自远说，这个报告得到了863小组很好的评价，“认为这件事情中国确实应该干”。

　　曾历经多次质疑

　　但当这一计划扩大到其他部委时，质疑之声便多了起来。“当时，有些部委并不同意，有些领导同志问，你们登月去干什么。”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回忆说。

　　于是，呼吁和说服便成了欧阳自远和他的同事们接下来做得最多的工作。“围绕‘探月有没有必要’等问题，科学家们进行了反复的论证。”欧阳自远已记不清当时经过多少次的审查了。

　　可即便如此，嫦娥工程仍然停留在专家内部审议，并没有上升到国家规划层面。1998年，转机出现了。

　　那一年，中国实施了政府机构重大改革，国务院成了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并内设国家航天局。航天专家栾恩杰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航天局局长。面对制定“中国的航天发展规划”这一重任，这位专家型官员清醒地认识到，“未来航天发展不再关注制造多少颗卫星，而是怎么飞往火星、月球等深空探测”。

　　当年秋天在北京香山举行的一次会议，加快了嫦娥工程的步伐。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这次会议上，科学家们向国防科工委提出，中国有世界上一流的空间科学家，可只能用国外的二手资料作研究。他们因此呼吁政府对深空探测进行开发。

　　专家的呼吁加上栾恩杰的超前认识，体现在当年的中国航天白皮书上。当“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的预先研究”这一后来对探月工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明确阐述，最终在两年之后向全世界公布之后，国外媒体纷纷猜测说，“中国要探月了”。

　　总理批示一波三折

　　“要”是“要”，但什么时候还不得而知。对于国防科工委来说，当然越快越好。随着航天白皮书的披露，专家的质疑已经不再是困扰，拿出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方案成为当务之急。

　　2001年12月，国防科工委委托孙家栋院士协调构建探月工程框架。这位参与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和发射的航天人，受命之后即召集专家对探月一期工程——绕月工程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综合论证。

　　“这项论证是整个工程的关键，不仅包括绕月探测工程五大系统的确定，还包括各大分系统之间的协调和组织；不但要确定使用哪种运载火箭和卫星平台，还要解决怎样实现38万千米距离的精确测控。”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回忆说。

　　一年后，国务院的重视让论证进程得以加快。2002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听取了探月工程的汇报，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抓紧搞探月工程的论证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从那以后，我就说，有门！”栾恩杰说。

　　2003年，恰逢国务院拟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15)纲要》。身为规划办公室成员的栾恩杰不失时机地把探月工程的规划送给了总理。“送到国务院以后，温家宝总理就写了一段话：探月工程要纳入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只是这样的欣喜并没持续太久。“规划要到2006年才搞完，也就是说，探月工程要到2006年以后才能实施，那太晚了。”此时，栾恩杰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把绕、落、回三步走中的‘绕’单独拿出来，准备把一期工程单独立项，剩下的留在‘中长期’里。”栾恩杰说，本来的中国探月工程指挥部也因此被改名为中国绕月工程指挥部。

　　2003年9月27日是栾恩杰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国家专委会要讨论绕月工程是否单独立项。“当时谁心里都没底，我们主任就说闯一闯。”说到这儿，栾恩杰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当年，语气突然有些兴奋，“最后，温家宝总理同意绕月工程立项。”

　　这意味着这个怀胎十年的规划即将分娩。2004年1月23日，农历大年初二，温家宝批准了国防科工委、财政部《关于绕月探测工程的立项请示》，国家划拨13.6亿元人民币。

　　核心技术都是中国造

　　立项后不久，国防科工委就成立了以时任主任张云川为组长的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将探月工程命名为嫦娥工程，将第一颗月球探测器命名为嫦娥一号。而核心班子早在2003年2月就已经确定：由栾恩杰、孙家栋和欧阳自远组成探月工程三人筹备领导小组。“从立项到完成一共三年半，是我国新型航天器中最快的。”嫦娥一号卫星总指挥、总设计师叶培建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当然，需要克服的技术障碍还有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天线无法接受到信号。“地面最高的卫星是3.6万公里，但月球离地球38万公里，嫦娥一号的信号传到地球时将会以百倍速度下降。”栾恩杰说，当时天线能量提高不了，地面就不能预演，工程进行了一年多，实在做不下去了。

　　最后解放军总装备部在青岛和新疆喀什站分别建了两个大天线，直径从12米加到18米。“可接受的信息余量大了一点，但到底行不行还是没底。”栾恩杰说，“最后利用法国卫星来检测，才发现测控能力可以完成对嫦娥一号的跟踪和测量。”

　　像这样国际合作的例子，在整个嫦娥工程中并不少见。“俄罗斯也帮过我们审查轨道。”栾恩杰回忆说，“张云川主任有个指示，所有天上的东西，在地面一定要看得到。但中国从来没去过，要看到这个轨道，除非先发射一个过去。我们就找走过的人，当时美国不帮，我们就找俄罗斯，因为他们去过，所以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这些都不是实质的，核心技术还是我们自己创造。”栾恩杰说，“帮忙是给钱的，但是他们想合作一起搞就不行。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可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