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950年和1997年，58年间重庆经历了三次直辖，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基本可循的规律是：中央政府每一次对重庆进行直接管理，往往出现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是历史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重庆也因此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今天，回望重庆三次直辖的历史，从走过来的路程中汲取养分，将增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

　　1939年，血火中的第一次直辖

　　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255号训令颁布：“查重庆市现经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应即行通行饬知。除明令公布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就此，重庆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直辖。这次直辖，确定了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指挥中心地位，大后方的制造业中心。

　　狂轰滥炸促成重庆直辖

　　1939年的5月3日，暮春，是市城建局退休干部纪杏鸾永生难忘的一天。

　　那天，时年13岁、从扬州逃难来渝的纪杏鸾和妹妹，正从菜园坝燕喜洞前往海棠溪上学，要从储奇门码头乘轮渡过江，快到码头时，“空袭警报响了，跟着炸弹就掉下来。”那一刻，纪杏鸾还没见到血，一直下到江边码头，才见轮渡中弹，几十个没来得及逃的乘客被炸得血肉横飞。此时，第二次空袭警报又响了，纪拉起妹妹拼命往燕喜洞方向跑。整条街道乱成一锅粥，尸体、火光、烟尘、哭喊，就像末日降临……这场轰炸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炸死市民3991人，伤2323人，损毁建筑物4889栋，使20万人无家可归，创下了当时世界空袭屠杀史上的最高纪录。

　　“你知道两天后重庆就直辖了吗？”记者问。老人摇头。

　　事实上，非但普通百姓，即便政要精英，对重庆直辖也不甚了解，因为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大轰炸上。那么，国民政府为什么会在大轰炸的第二天，宣布直辖呢？

　　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及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仲经过长期研究后认为，国民政府宣布重庆直辖，既未说明原因，也未阐明意义，且用词之少、内容之简，在战时命令中甚为少见，“我们认为这与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面临的特殊地位分不开，而选择于5月5日公布，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击日寇的野蛮轰炸，粉碎日本军方关于国民政府迁都昆明或成都的谣言，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决不投降的意志！”

　　可以说，重庆的第一次直辖，是由日军的疯狂轰炸促成的。

　　移民入渝提升重庆实力

　　这次直辖距重庆建市只有10年。据悉，1929年重庆建市后，时任市长潘文华将军曾两次呈文国民政府，请求将重庆由“普通乙种市”改为“直辖甲种市”，但均被驳回。

　　“驳回的理由很简单，规格不够。”市档案局局长、文史专家卢大钺说，尽管直辖要求被驳回，但重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越来越为各方重视。1935年3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飞抵重庆。来渝目的是想一箭双雕，“其一，拥兵自重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军力强悍，老蒋一直无法干预川防。此番以追剿中央红军为名，老蒋正好将他的中央军10个师名正言顺楔入四川。其二，时值华北日军嚣张，中日难免一战，老蒋来渝亦有考察退路之意。”这是重庆直辖的一个契机。

　　而城市的历史即人的历史。重庆第一次直辖的底气，还得益于大量移民涌入。建市之初，全市人口约30万；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人口达到124.5万人，除新生和死亡的抵消外，外迁移民在90万左右。

　　“这90万人中，仅兵工人就有9万多，加上其他行业，工人总计不下20万，他们彻底改变了重庆的生产形态。”卢大钺说，还有文化学术人，以及民族资本家和各类管理人才，“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改变了重庆传统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城市进步。”

　　“反过来看，重庆人有包容的心胸，他们不排外。”当时重庆人叫移民为“下江人”，下江人能在重庆站住脚，大力发展生产，与重庆人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

　　但饱经战火戕害的重庆，能否在关键时刻挑起千钧重担？

　　为抗战胜利提供物质保证

　　根据重庆作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在全球只确定了四个中心，即伦敦、莫斯科、华盛顿和重庆。

　　“重庆直辖后，迅速成为大后方的制造业中心，从经济上支撑了中国抗战大业，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重庆发展的基础。”市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仲评价说。

　　“在重庆的工业体系中，兵工业占据了中心地位。”据西南兵工局兵工史专家刘登仕介绍，“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全国拥有5000人以上的大兵工厂，全部集中在重庆，总计员工94493人，占全国兵工总人数的77%，他们撑起了我国抗战兵工三分之二的天！”

　　卢大钺统计，从1938年至1945年，重庆的兵工人以“上下一心，坚逾金石”的气概，冒着日机轰炸加班加点生产，共生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2万挺，火炮1.4万门，炮弹599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这些武器装备，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同时，全市掀起一股工业建设热潮，机械、钢铁、煤炭、橡胶、化工、电器等体系逐步形成，成为战时全国的制造业中心，“它从经济上支撑了中国大后方的抗战大业，加快了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进程。”

　　教育文化迎来黄金时代

　　“我认为重庆的影响不仅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更在教育上。”张仲介绍说，“重庆在战时为未来中国培养了大批一流人才，这是她对中国发展的重要贡献。”

　　随着抗战初期大批高校和中央级研院所来渝，“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来到重庆，他们中有华罗庚、苏步青、竺可桢、马寅初、李四光、陈省身、周谷城、吕振羽、曹禺、马宗融、梁宗岱、洪深等，这些大师励精图治，让重庆的教育文化事业走在了全国前列。”

　　重庆战时还为未来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美国华裔的老一代科学家和目前中国的顶级专家学者，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的诺贝尔们，如新中国蜚声世界的兵工专家俞濯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三峡大坝设计者黄伯明等，他们青年时代都是在重庆求学的。许多青年学子在重庆完成了学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