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主管重大会务的杨尚昆，深感人手不足/增加力量，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李克农突然传来敌特刺杀毛泽东、朱德的情报

　　 １９４９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党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又面临新的转折点。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及时召开一次党的中央全会，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制订起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制定经济建设方针。

　　 １月３１日，北平和平解放。２月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２月７日，周恩来告诉杨尚昆：中央已决定于３月１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由于身体原因，不能过多地主持具体事务，他亲自向杨尚昆交代，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由他具体负责。会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包括对与会者的通知和安排行程的问题，所以周恩来特别告诉杨尚昆，中央希望能有尽可能多的中央委员与会。

　　 这是杨尚昆第一次承接党的重大会议的筹组、运转、服务和保障工作。此前，他虽然多次参加党的重要会议，但始终只是一个会议的参加者，从来没有过承办大型的重要会议方面的经验。

　　 当时，任弼时的身体不好，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角色实际是由周恩来担当着。尽管杨尚昆很清楚周恩来很忙，但有关这次会议的筹备和后勤等工作，他不敢有丝毫疏忽，还是及时就相关事宜向周恩来请示商议。

　　 然而，为了准备“大搬家”，中央办公厅及部分相关单位的一些领导已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作勘察安排准备，比如长期负责行政和后勤事务的邓洁、杨立三，长期担当领袖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都先后去了北平、天津。因此，初次主管重大会务的杨尚昆深感人手不足，但他还是在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指导下，竭尽全力，运筹布置。

　　 实际上，有关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杨尚昆从１月就开始着手了。早在１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召集陈毅、刘伯承和罗荣桓等开会，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新一年任务进行落实，在商讨了人员调剂、军费预算等问题后，周恩来特别吩咐杨尚昆，要收集平津一带的各种政策文件，送各解放区作参考。临了，周恩来又叮嘱了一遍：“要记着办理！”杨尚昆随即部署中央办公厅注意收集相关的文件，一一编辑。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每位代表都拿到了一本《政策汇编》。杨尚昆还清楚地记得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从１０日晚一直开到１１日早上６时，会议未散，捷报传来，杜聿明集团被全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苏联秘使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后，中共中央领袖与他的会谈持续了一周的时间。之所以持续这么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局和战争前景等问题上，与斯大林和苏共的看法有比较大的分歧。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顺利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认为中国共产党打到目前这个程度就不错了，应该适可而止，与国民党分而治之，否则会引起美国干涉，并担心因此会把苏联也扯进战事。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坚信自己将取得革命的全面胜利，坚决主张把仗打下去，无论如何不能中途收场。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诗中写的“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针对苏联当时的看法和建议的。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后，周恩来主持的“大办公”才在暂停一周后恢复。在２月１１日的“大办公”结束后，杨尚昆到周恩来住处，谈了七届二中全会筹备和后勤工作的设想和进展，请周恩来给予指示。两人一直谈到翌日凌晨２时。

　　 ２月１２日，杨尚昆召集中央办公厅下属部门的几位负责人，一起商量了有关七届二中全会会务的安排分工问题。与会中央委员的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会议的机要文件阅发，由叶子龙负责；会议期间代表和会址的安全警戒，由汪东兴协调安排。在研究时，他们感到那么多中央委员聚集到西柏坡，而西柏坡的房子有限，住宿会有些问题。经商议，大家感到尽量调剂一下，挤一挤大致还可以解决。

　　 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还从东北野战军总部调来了４门高射炮、２挺高射机关枪，又抽调了一个团到西柏坡附近布防。杨尚昆亲自与东北野战军总部带队某师参谋长杨尚德商定了防空阵地的部署。

　　 ３月初，东北、华北、华中、华东等地的中央委员陆续到达西柏坡。由于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的努力，能来的中央委员都到了，盛况空前。

　　 杨尚昆到代表驻地去看望聚集到西柏坡的中央委员，见到了从东北来的林伯渠、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富春等。自从延安分手后，他只能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此刻他们重新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相谈甚欢，但是当谈到在辽沈战役牺牲的老战友朱瑞时，又不免唏嘘惆怅。

　　 就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三天，杨尚昆等突然接到李克农从北平传来的消息，说据他们掌握的情报，敌特策划了刺杀毛泽东、朱德的阴谋。杨尚昆随即召集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陈刚、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等人，一起研究有关对策，决定对书记处附近的人员立即进行一次重新审查。同时决定在开会期间，对各机关的会客加以严格限制。

　　 也就在此时，杨尚昆接到消息，中央警卫团在洪子店一带拘押了几个从北平逃出来的人，而且这几个人行迹极为可疑。联想到李克农传来有关刺杀毛泽东、朱德的情报，杨尚昆随即通知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对这几个人仔细盘问。

　　 杨尚昆对会场的布置、警戒等工作作了最后检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杨尚昆将毛泽东的讲话写在日记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实际上是到了３月５日下午才召开的。会议召开当天上午，杨尚昆对会场的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作了最后检查。下午３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主持下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５３人，这是七届一中全会以来到会领导同志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针对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毛泽东着重讲了战争，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及相关政策，经济，外交政策，统一战线等１０大问题。毛泽东一口气讲了３个多小时，杨尚昆在日记中作了笔录，现摘录如下：

　　 第一，今后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有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要中立一部分地方势力，如桂系，这是必要的，当然有麻烦，不痛快。对于归顺我们的力量，决不可能一下子变成革命党，一般不是杀头，而是洗脸，即改造。

　　 第二，战斗意志不可松懈。有阶级，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所谓人民共和国，就靠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也就是亡了军队。斯大林在这点上有所阐明。一切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容修正，我们不是修正派。自有党以来，就是布尔什维克，我们自己的只是枝节、细节，就是灵活性。如果离开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这是行不通的。根本是马列，细节是中国的实际；骨头是马列，肌肉是中国的。全国的军队以５００万为适当，全国底定之后，就要精兵简政。解决残余的敌人，分三路出兵：京沪７０万，武汉７０万，西北３０万，因为中国的反革命中心在京沪。第一步九个省，然后其他。

　　 第三，今后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从全党领导机关来说，东北首先转过来了，其他地区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转就不得了，不会胜利，可能犯路线错误。城市是“正规军”，乡村是“游击战”，不能不照顾“正规军”。没有工业和城市是会失败的。打下城市后，要接得好，管得好，必须有“两好”才行。管好大城市，我们确实不懂，单独管还不行，必须加上专家。我们要重新学起，学会管理城市。由学到会，由会接到管好，是一大胜利。过去没有提醒大家，现在提出任务要学，解决问题――要会。

　　 第四，城市中依靠谁？工人阶级。现在有许多市长是乱抓乱搞，是不能允许的。一定要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否则不能持久。其他工作应该围绕发展生产这个中心。肃反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群众生活应该注意，否则不能够巩固我们的政权。一切都需要，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

　　 第五，南北方条件不同，任务也不同。南方还在国民党手里，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团体，恢复和发展生产。北方是另一种情况，重点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

　　 第六，讲到经济。毛主席在１月会议上曾说，关于经济建设方针，需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不承认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就全国来说比重不超过百分之十，量不大，但它是领导力量，不是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必须十分慎重。合作社是必须发展的，很快的发展也不可能，必须有十多年。全国胜利后会有一个长时间的斗争。是耐心地、长期地、稳健地向前进，不可操切。急了要犯错误，会翻筋斗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提出现在国营经济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他说：东北有了提纲很好，但还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工业比重究竟有多大，要心中有数，由数量的变化变为质量的变化。任何性质的变化没有数量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对私营经济，采取限制政策，但限而不死。从活动范围，市场价格，税收政策等方面加以限制。现在许多大城市不收税，这实际上是剥削人民，养地主资本家。领导权是物质的，是要逐步取得的。给农民以土地是一半领导权，加上合作社又有一半。民主人士认可我们的领导权也是有物质基础的，这就是对私营资本的政策，地主分有土地，加上军队的威力。

　　 第七，外交政策。现在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这比较主动，事情好办。这不等于不做生意，生意是要做的。帝国主义会采用各种办法勾引我们，我们不要上当。

　　 第八，必须同党外人士合作，要把他们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干部，当然，经历不同，思想上会有必要的斗争，原则性要坚持，所谓灵活性是说许可的，必需的。

　　 第九，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不要成为ГＯＰＨＯＢ（戈尔洛夫，苏联名剧《前线》中一位高傲自大的将军）！中央提议，十年之内不做寿，不送礼，不要用人名改县名地名。

　　 第十，书记处自一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值得批评的有两点：一是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不能只责备下层，因为上面没有抓紧。二是土地改革中犯了错误，就是只有战略指示，没有策略指示，划分阶级的文件发迟了，中央没有系统的说明。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还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句话对杨尚昆来说也很现实，因为他领导的中央办公厅，也面临着从旧转新的建设问题。从西柏坡到后来进入香山，他一直在思考和摸索着解决新建设的问题。

　　 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师哲、伍云甫、曾三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廖鲁言，他们记录下了这篇报告。在杨尚昆的组织下，会上还下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草稿和由中央办公厅收集并经刘少奇核定的《政策汇编》等文件材料。

　　 王明的两次发言，引起与会者的质问/饶漱石发言，措词尖锐，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毛泽东指示：不是原则问题，应“小事化无”

　　 这次会议中间除了“三八”妇女节休会一天外，前后共开了７天半，有２７人在会议上作了发言，王明在会上也作了两次发言。

　　 王明发言讲话先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自己愿做一头毛驴“慢慢地跟毛走”，可继而又曲解毛泽东的讲话，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错了”。

　　 杨尚昆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对王明讲话的感觉：“王明发言，空泛已极，从三皇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说到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则轻轻放过。默察会场情绪，大家对此实均不满！”

　　 在后来的几天里，不少与会者纷纷发言批评王明的观点。本来会议准备在１２日结束，但因为王明在第二次发言中对与会者的批评反唇相讥，态度非常对立，引起更多质问。会议拖到晚上９时仍难收场，结果又延长了一天。

　　 由于发言批评王明的人提出要求，王明在会场上表示他将在一个月内向中央提交一份书面材料。但会议结束后，他答应的事便没有了下文，还是杨尚昆后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对他一再催问，王明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王明在信中说，自己“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抗战时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但这已经到了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７日，距离他在会议上的承诺已过了近八个月。

　　 另外，会议上还有一段插曲，给杨尚昆留下很深的记忆。

　　 在３月７日的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发言，谈到了财经统一问题。他措词尖锐，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许多年后，饶漱石在自己的检讨中也提到了当时的情景：“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他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

　　 听了饶漱石的发言，杨尚昆心中有些为周恩来抱不平，他觉得周恩来很好地贯彻了既逐步统一又照顾各地的原则。

　　 此事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他在第二天即召集杨尚昆等讨论这一问题。杨尚昆针对饶漱石的发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组织大规模战争的形势下，战勤工作有必要逐步统一，互相调剂，况且毛主席对此已有表态。统一就是要加以限制，加以管束。这就会使有些同志感到不“自由”，不舒服。这是必须经过思想斗争过程来克服的，不能有所姑息。但这绝不是一切皆统，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可能与必需。既要反对乱干，也要反对“游击主义”，否则全国革命将无法进行。

　　 听了杨尚昆的话，周恩来并没有表态，他显然对这个问题非常慎重。于是，在１２日、１３日上午又召集座谈会，与有关同志交换意见。从座谈情况看，对逐步统一的原则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一接触实际问题，大家的思想还是有分歧的。杨尚昆分析这是因为过去战争中长期处于分割的状态，现在要逐步走向统一，大家在心理上、习惯上仍有阻力；而中央手里又没有掌握足够的财力物力去支援地方。

　　 杨尚昆记得在１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指示：凡属友邻地区的关系问题，要个别解决，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应“小事化无”；要时刻注意大团结，忍让是必要的，切忌急躁操切，鲁莽从事。

　　 ３月１３日，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最后一天下午，周恩来发言，对统一财经问题作了说明，提议各地方应从现实性出发，逐步走向统一。杨尚昆感到：“每当发现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有不够现实的地方，恩来同志常常把事情压下。我理解，这样做是为了相忍为党，注意大团结。”看到周恩来对待饶漱石发火一事的处理过程，杨尚昆从中学到了一些处理复杂事务的艺术。

　　 在会议期间，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还思考忙碌的一件事，就是中共中央中枢机构的健全完善、运行及工作制度的制定等问题。因为在此前他同周恩来研究的一些问题，就期待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能予以解决。

　　 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杨尚昆还专门和周恩来谈到将来的工作制度等事项。会议期间，杨尚昆还找了他的前任李富春，议论相关的问题。李富春在谈到中央机构的组织形式时对杨尚昆说：“必须适应今后城市与中央政府成立之情况，书记处要有分工，各部委要准备到今后分开的形式，预作准备，一切生活制度都需重新考虑，加以建议改变，农村的工作方式是不行的，否则难于应付。”

　　 李富春还提醒杨尚昆：“要有步骤地将公共食堂、理发、洗衣、托儿所、小学校建立起来之后，才能很好地实行新近制度，否则大家害怕，会有抵抗（杨尚昆日记原文如此，似应为抵触）。”杨尚昆把这些都一一记在了心里。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各方面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等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而这次会议得以圆满进行，是与杨尚昆全身心倾注于会议的具体筹划、组织和操办，以及中央办公厅各部门的努力分不开的。

　　 史海回眸：杨尚昆初掌中央办公厅（上）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杨尚昆从李富春手上接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到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接到调往广东工作的通知，在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上工作了整整２０年。这在中央办公厅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对于杨尚昆的革命生涯而言，也是特别值得追忆的。

　　 正是在杨尚昆接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以后，这个党中央的中枢机构和运行机制，完成了从雏形到完善，继而走上正规化轨道的进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虽然经历了几番风雨变迁，但中央办公厅始终未脱离杨尚昆为之创立的主旨、机制和大格局。

　　 在杨尚昆百年诞辰来临之际，我们来追溯他这２０年不寻常的人生片断，以此作为对这位革命家的深切缅怀。>>>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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