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记者在山西省产煤大县泽州县采访时获得一份《泽州县瞒报矿难清单》。这份清单显示，从2006年1月到2007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里，该县25家煤矿瞒报了28起总计死亡31人的矿难。而同期该县按规定及时上报的矿难仅为4起，总计死亡仅5人。（《经济参考报》11月7日）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山西的另外一个产煤大县左云县，在2005年半年时间内，他们瞒报六起煤矿事故。紧接着2006年，在几十条生命被矿难吞噬后，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瞒报。可见，瞒报并非泽州的特产，在国内，有矿难的地方，瞒报几乎如影随形。面对那些瞒报事故，当时左云安监局工作人员的回答是，没时间去现场，不了解实情！几条生命，对于这些产煤大县来说，似乎不算什么，几十条生命，也只不过几个小事故的叠加而已，同样可以轻易地摆平。

　　 “瞒报”背后也有着极其复杂的利益机制。其中不但包括矿主们自己的“经济算盘”，还包括地方长官们的“政治影响”。我想，当事人选择瞒报，也是经过成本和收益比较的。正是因为以前多次事故都在上面的帮助下“大事化小”，瞒报一再成为瞒报者的通行证，他们才会鼓起“瞒报”的勇气。就有瞒报事故而被逮者感叹，抓到我，算我倒霉！如果说那些贪婪的矿主是在草菅人命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和领导的不负责任，则是在助纣为虐。

　　 究竟有多少矿工被困井下，这个数字真的就那么难以统计吗？其实，有多少家庭在撕心裂肺，就有多少矿工深埋井底。据说，瞒报事故中的家属所得到的赔偿金会高很多。对于那些矿主来说，一个矿工的生命值多少钱并不是问题，而煤矿能不能重新回到“正轨”并按时开工，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一条人命，在他们看来，死则死矣，但煤矿停产一天，就等于在他们的心口剜一块肉。

　　 尽管国家安全监督管理局不断强调，对于煤矿安全事故瞒报问题，一经查清，就要严肃处理，而且罪加一等。其实，对于矿主来说，他们最怕的并不是这个遥远的“罪加一等”，而是本地的地方官。上面的调查组一走，这个世界还是地方长官的，要是地方领导的日子不好过，煤矿恐怕只会永远“暗无天日”；此外，有些矿主与地方领导、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如果能够“摆平”，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双赢”。(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