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五大制定了一些正确的理论原则，但由于对形势判断发生了失误，导致了在实践中进退失据，妥协退让。五大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不成熟的表现。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两大转折，开始了中国革命新的探索，并以毛泽东等为代表，最终找到了一条通向革命成功的正确道路。
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五大自身理论与实践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因此终于无法挽回大革命的失败。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两大转折，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的探索，并以毛泽东等为代表，最终找到了一条通向革命成功的正确道路。
一、中共五大关于政治战略的讨论及其在实践中的错误
五大前夕，中国的政治形势扑朔迷离，各派政治力量酝酿着新的排列组合。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标志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背叛国民革命，投向反革命阵营。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出现了北京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政府三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各地工农运动仍在向纵深发展。
在政治形势扑朔迷离的时期，如何分析判断形势发展的未来趋势，做到未雨绸缪，是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罗易为团长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大会听取和讨论了陈独秀所作的《政治与组织问题的报告》、罗易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大会上发了言。会上，瞿秋白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在1927年2月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提出对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大会对过去的错误和革命的发展前途进行了详细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及《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认为：“国际决议案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
关于政治形势，大会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的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要求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责。在这个阶段中，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
关于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大会认为，在这个阶段，党的任务是继续去争取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汪精卫及其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左翼力量的核心，所以应继续与汪精卫、唐生智合作，共同推进国民政府北伐。把汪精卫及其国民政府视为国民党左翼力量的核心，这个基本判断是错误的，是五大到八七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策失误的总根源。
关于土地革命，大会指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中共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强调了解决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才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在政治上，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在经济上，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土地问题议决案》还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七条措施。五大提出的土地国有政策有超越革命阶段的“左”的倾向，但《土地问题议决案》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是正确的。
关于武装斗争，中共五大提出，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非有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工人纠察队是保障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并喊出了“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
五大制定了一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如土地革命、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对武装斗争在理论上也有了一定认识，但由于对形势判断发生了失误，对革命的动力、依靠力量、同盟军等问题认识不清晰，导致了在实践中进退失据，妥协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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