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审委会不曾在判决书上“露脸”，但因“重大、疑难”标准弹性很大，事实上几乎所有社会影响较大、上级交办和性质敏感案件的最终裁判都出自这一神秘系统。

　　 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这一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改变。

　　 南方周末记者从多个地方高院获悉，日前最高法院下发文件，明确要对审委会进行改革。“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

　　 可以判断的是，最高法院的此次改革旨在为审委会一直备受诟病的“高度行政化”开出药方。

　　 最新措施包括最高法院审委会设立刑事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高级、中级法院根据需要设立专业委员会；审委会讨论案件必要时必须旁听庭审、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审委会必须积极推行直接审理案件等。

　　 审委会是中国司法体制中特有的组织，负责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有权决定其所在法院受理的一切案件的结果。司法实践中，涉及无罪、死刑的案件必须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

　　 尽管审委会不曾在判决书上“露脸”，但因“重大、疑难”标准弹性很大，事实上几乎所有社会影响较大、上级交办和性质敏感案件的最终裁判都出自这一神秘系统。著名的刘涌、杜培武、聂树斌等案件的终审判决都是如此。

　　 这个建国初为保证案件审理质量而设的审判组织，因其往往只听案件承办人汇报、不对案件进行听审就直接裁判，“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形态，被学者喻为“行政会议”。

　　 “整个法院系统都意识到(审委会)有问题，压力很大，不改不行。”某中级法院审委会秘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专业委员会会否“换汤不换药”

　　 最高法院审委会将设立刑事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高级、中级法院可以根据需要同此设立。

　　 这一重大改革直接回应外界对审委会“外行断案”的长期批评。“外行断案”一直让审委会百口难辩。现行法院的审委会一般均由院长、副院长、相关业务庭室领导组成。没有行政职务的普通法官几乎被排除在外。

　　 2004年，福建周宁县法院对该县公安局副局长陈长春强暴少女案重罪轻判，一度引起社会关注。后经查明，该县法院由8人组成的审判委员会中，5人明确表示不熟悉刑法。上述审委会秘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参与的审委会会议中，经常有成员因不熟悉某个法律领域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在投票时凑个数。

　　 除专业性欠缺外，在现有体制下，“审委会成员”实际上成了某种行政级别与政治规格。按照一般惯例，只有进入审委会的庭室领导才有可能晋升法院副院长。在审委会会议中，行政职位最高的院长通常拥有绝对权威，甚至出现“一言堂”。“院长开明的，案件还有讨论的空间，否则就是院长说了算。”上述审委会秘书说。

　　 今年以来各级法院审委会纷纷设立专职委员，一些拥有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进入审委会。不过，该制度的实际运行并不理想。多位法院系统人士反映，由于专职委员比原有职务高半格的行政级别，该位置成为法院安置某些快到退休年龄,却又不愿从实职岗位退下的法院领导的特殊通道。

　　 此次改革中拟设立的专业委员会会否与所谓“专职委员”同样有名无实，也为一些法律圈内人士担心。最高法院就专业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并未作出详规。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个别高级、中级法院审委会此前已先行一步，设立了刑事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各法院做法不一。有的将没有行政职务的资深法官吸收进来；有的则只是将原有的审委会一套人马分成两个“小审委会”，院长、副院长兼任两个专业委员会的委员。

　　 延安中级法院副院长雷钧对后一种做法表示怀疑：“实际上换汤不换药，有可能使审判程序更加复杂。”雷钧在陕西黄陵县法院院长任上，曾因推动主审法官制闻名中国司法界。

　　 最大亮点：审委会可旁听庭审

　　 三年前，陈瑞华教授参观过美国南部一个上诉巡回法院，这个法院有一间拥有十七个审判席的大审判厅，当时接待的法官告诉他，这是他们法院审理特别重大、疑难案件时使用的审判厅，审理这种案件时，法院全部十七个法官都要出庭听审。

　　 “没有参加听审的法官无权裁决案件。”当陈瑞华问及为何要法官悉数出庭、而不交由类似中国法院中审委会的机构决定案件结果时，该法官答。

　　 这个简单的道理连安徽农民沈松成都懂：“他们不审我的案子，凭啥判我的案子？早知道是这样判案，我请律师和不请律师又有什么两样？”

　　 2004年，沈松成被控贪污罪，庭审时他的辩护律师表现非常精彩。律师告诉他，庭审效果好，不一定判决结果就好。无罪判决不由参加庭审的合议庭决定，需要提交审委会决定。于是就有了沈松成上面那番质问。

　　 此番质问直指审委会最致命的缺陷。审委会讨论案件的一般图景是：先由案件承办人汇报基本案情，再由委员们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提出疑问，进行讨论，最后投票决定结果。

　　 这种不看卷、不听审的“审判”方式被学者喻为“不看病就开药方”。

　　 一位基层法院法官介绍，他们也想让审委会委员直接参与庭审，但并不现实。“他们们都有行政职务，像院长副院长们根本没时间到庭。”

　　 “必要时也可以采取审判委员会委员旁听庭审、讯问刑事案件被告人、询问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当事人等方式进行审理”被写入此次最高法院下发的文件中。文件还规定，各级法院应当积极推行审委会委员直接审理案件的做法。

　　 一些学者对此进步表示鼓舞，但仍觉留有遗憾。如陈瑞华就建议，既然已经意识到直接参与审理案件的重要性，审委会审理案件时，不如干脆组成“超级合议庭”，全体委员都坐在审判席上，“既然是裁判者，就要坐到审判席上。”

　　 审委会改革之争

　　 多位学者和法官认为，弱化审委会的审判职能，将审判权交给合议庭，才是审委会改革的应有方向。

　　 “要做到合议庭说啥就是啥。”上述审委会秘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审委会的存在，实际上架空了合议庭，对审判独立是很大的伤害。

　　 但他同时承认，因为很多案件都有人“打招呼”，合议庭成员为抵挡干预、转嫁责任，往往将案子扔给审委会。在这种情况下，审委会是合议庭的“避风港”。

　　 作为微弱的审委会维持派，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也持此观点。“你可以悄悄买通一(独任审判)两个人(合议庭审判)，甚至更多一些，但是你很难买通9个人(指审判委员的人数，尽管原则上并不要求一致通过)”。朱认为，审委会兼有防止司法腐败的制度功能。

　　 然而，反对者的声音却并不温和。以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贺卫方和陈瑞华为代表。

　　 贺卫方直言反对“人数多可防御腐败”之说。“这样的观点也不大站得住脚。我们也可以针锋相对地说审委会判案更容易腐败，因为它可能为某种外部干扰提供制度化的进路。”

　　 贺的观点十分鲜明：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时段里自上而下取消审委会，将案件的判决权力完全赋予合议庭或独任法官。

　　 陈瑞华对审委会的“弹性”也表示不满——如果外界压力足够大，它可以迅速改变原来的生效判决，为服从某方面的压力丧失独立性；如果外界压力不大，它可以为了维持原来的判决而牺牲正义。前者如“刘涌案”的改判，后者如河北高院不受理聂树斌家属的申诉。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痕迹与政治特色的司法制度，审委会已深深嵌入中国政治体制当中，其存在的复杂性目前还很难以简单的“废除”还是“保留”下判。

　　 学界的存废之争势必仍将继续。而此次这场来自中国法院自上而下的重大改革也仍需观察。 （记者 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