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原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中共福建省委原第一书记。他平易近人，思维活跃，善于交际。我曾在他领导下参加编写《邓子恢传》、《回忆邓子恢》，与他多有交往。我们两家住处相距不远，平时我常到他家里聊天，听他讲述过去经历的往事轶闻。最令我难忘的是在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初他突发心梗前，曾谈笑风生向我讲述了他和父亲参加革命后双双改名，天各一方，父离子别２０多年，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团聚的故事。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悲欢离合深情，催人泪下。

　　 项与年早年离妻别子赴南洋从事革命活动，回国后成为中共红色特工，在上海滩惩治叛徒特务，营救遇难战友

　　 项南，１９１８年生。其父项与年，１９２５年秋入党。当时国共实行合作，两党关系密切，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部长，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任海外部部长。

　　 海外部负责宣传、组织海外华侨支持国内北伐战争，但当时缺少得力人手。因项与年在南洋有好朋友，活动能力强，而且他能讲福建话、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了解他的同志向海外部积极推荐。海外部部长彭泽民会见并考查了他，感到人才难得，确定留他在海外部工作。

　　 １９２６年春，项与年被派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三马林达市执行秘密使命。他离开家乡福建连城时，对家人和父老乡亲们说是去南洋做生意。当时，项南和母亲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目送身材高大魁梧的父亲走出山乡小村。那是他们父子的第一次离别。

　　 三马林达市福建籍侨胞较多，有许多人在工厂当劳工。项与年热情豪爽，善于交际，乐于助人，很快在福建籍侨胞中结交了许多好友，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成为当地华人社会家喻户晓的华工领袖。他不仅在三马林达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党员，建立了５个党支部，而且秘密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党员，建立了三马林达中共党支部，他担任党支部书记。

　　 １９２７年五一劳动节，项与年在巴厘巴板发动华侨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纪念大会。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愤怒控诉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罪行，号召广大华工团结起来，反对殖民主义，并带领大家高举彩旗游行示威。殖民当局为之震怒，出动军警武装镇压。项与年身处斗争前列，不幸被捕。在长达５个月的审讯中，他顽强斗争，经受了严峻考验。后经华侨社会强烈抗议和我外交使馆交涉，殖民当局下令将他驱逐出境。

　　 当年１０月，项与年身无分文回到离别一年多的家乡时，乡亲们都以为他在南洋运气不佳，未做好生意，对他表示同情和理解。天真无邪的项南，跳着、笑着，拉住父亲的双手在村里嬉闹转悠，家中洋溢着骨肉团聚的浓郁温情。

　　 此时，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彻底破裂，蒋介石背信弃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项与年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考虑到他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党组织决定让他到上海中央特科三科工作。

　　 中央特科是周恩来提议并亲自领导建立的中央情报和保卫机关，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者的安全；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搜集情报；惩治叛徒特务，消除隐患；营救被捕同志及管理电台等。

　　 项与年接受任务后，立即带着妻子和儿子项南，告别了福建连城山区的父老乡亲，进入繁华的大上海，从此成为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主力之一。

　　 项与年在上海市中心大世界附近八仙桥安了家。妻子整天安守家中，在屋里料理家务，儿子项南每天背着书包，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匆匆赶往附近一所小学读书。

　　 这一时期的项与年行动神秘，常常头戴礼帽，身穿长袍，提着文明包进进出出，一副商人打扮。家里人不知道、也不问他干什么，只知道他做生意。平时家庭生活困苦艰辛，项南的母亲操持家务，默默奉献。后来，她还暗中帮助管理电台。

　　 项与年曾和中央特科红队的战友在市区击毙叛徒白鑫和三名国民党特务，震惊了上海滩；他还配合红队在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营救彭湃，虽然营救失败，但这仍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传奇经历之一。那时，陈云、潘汉年、李克农、曾希圣等都是他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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