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央派驻卫生部清理“四人帮”和刘湘屏的余毒
１９７７年初，江一真受命派驻国家卫生部。第一天上班，他就对前来接他的办公室秘书江焕波说：“中央有三江，江青等两江都是假江，只有我一个才是真江，所以我的名字叫江一真。”秘书从这句风趣而幽默的话语中，感受到了江一真耿直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对他主持卫生部工作充满了期待。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９日，在江一真赴河北石家庄参加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召开的纪念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逝世３４周年暨纪念馆开馆典礼时，就有了要他重回卫生战线的呼声。这个呼声，更多的是发自那些参加开馆典礼的外籍医务工作者之口，他们的大名如雷贯耳：马海德大夫及其夫人苏菲、米勒大夫、傅莱大夫……当然也有红医将领叶青山等人。他们知道江一真是柯棣华的好朋友兼入党介绍人，知道江一真曾是白求恩赞赏的一位出色医生，知道江一真曾是聂荣臻麾下的卫生部长。眼下的卫生部和全国卫生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原部长刘湘屏已被隔离审查，亟需一位干才引领前进，而江一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这样的呼声传到了中南海，正有此考虑的中央领导层很快作出决定：成立卫生部清查领导小组，由黄志刚任组长、江一真任副组长，代表中央到卫生部机关及直属系统清理“四人帮”和刘湘屏的余毒。
刘湘屏是已故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夫妇俩都是效忠江青的造反派。刘湘屏原是八机部的司长，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上卫生部长的位置，没有江青的保荐和支持根本不可能。刘湘屏虽经中央文件定了性，但其具体罪行尚待查清。“四人帮”横行时，刘湘屏亦步亦趋的问题还比较容易调查，因为这在“文革”时期有不少是公开的、显而易见的，较为困难的是她的历史问题，以及“四人帮”行将覆灭前企图作垂死挣扎之际同她的关系问题。
江一真到任后，除围绕清查卫生部内以刘湘屏为首的有关人员与“四人帮”的瓜葛这项中心任务外，还开展了对周恩来病逝原因的调查。周恩来所患膀胱癌、肠癌，致命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及早开刀当不致死。叶剑英等一些中央领导人就曾怀疑“四人帮”严密控制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探望，是想和刘湘屏暗中搞鬼，借刀杀人，因此吩咐江一真到卫生部后设法弄清真相。
江一真还了解到，刘湘屏对朱德也十分不敬。１９７６年６月下旬，朱德接见外宾时患了感冒，住进北京医院后，病情无好转。身为医疗领导小组成员的刘湘屏，其态度和神情都让人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次还当着朱德夫人康克清的面问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朱德从住院到病逝，前后不过１０天，这里面会不会有医疗问题呢？
还有陈毅元帅。他患的是肠癌，当时应有条件医治的，为何短时间内竟传来噩耗？
再往前追溯，江一真还想弄清贺龙元帅等一批开国元勋的死因。
江一真亲自找刘湘屏谈。刘湘屏对很多问题都认了罪，但就是对周恩来病逝原因这件事坚称与自己无关，说什么王侯将相和平民百姓都终归一死，周恩来、朱德完全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刘湘屏该说的、能说的都说完后，江一真又分头找吴阶平及其胞弟吴蔚然面谈。作为周恩来医疗小组的成员，这兄弟俩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陪伴在病床前。江一真担心有的医生受江青和刘湘屏的直接控制，通过医疗事故迫害、摧残周恩来。这几次谈话都十分秘密，范围也很小，未作任何记录，除江一真和谈话对象外，在场的仅有他的秘书张明俊。
吴阶平很动感情地说：“我们这些人对总理都有深厚的感情，即使有人这样指使我们，我们也绝对不可能执行。”谈到有没有可能出现医疗事故，吴阶平个人的意见是：江青等人拖延了周恩来的最佳治疗时间应是一个因素，因为开刀迟了，致使癌细胞扩散、转移，终归不治。
通过调查，江一真认为，陈毅的病逝也是因为延误开刀时间，使得癌细胞转移。至于朱德的病逝，确实有措施不力、医治不当的因素在里面。但这些是不是就是“四人帮”的直接迫害和刘湘屏的指使，还不能作结论。
江一真是有一说一、决不无中生有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四人帮”倒台了、刘湘屏倒台了，就随便给人扣个帽子然后向上交差。他要求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才作结论。不知是后来中央领导人另有指示，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反正江一真没有就此给中央一份正式报告。
刘湘屏紧跟“四人帮”整肃老同志的材料屡见不鲜，至于在“四人帮”覆灭前上海死党企图武装顽抗时同刘湘屏的瓜葛问题，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刘湘屏的交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上海确曾派徐景贤专程到北京找王洪文商量。她闻到风声后，极力想了解“四人帮”的具体动作，急不可耐地给徐打了几次电话，要他回上海前无论如何都要见个面。而徐景贤在返沪前一晚，确实到人民大会堂见了刘湘屏，但在两个小时的密谈中，只谈及总的形势很紧张，要密切注意事情的发展云云，至于军事方面的密谋，并未向她透露什么。为了弄清真相，江一真和黄志刚派人专门赴沪，从监狱里提审徐景贤。徐景贤所供，基本上与刘湘屏的交代一致。这样看来，刘湘屏的态度还是相对老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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