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元宵节，毛主席带着毛岸英来到了南区合作社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６日，是农历的元宵节。这天上午１０时半左右，毛主席带着毛岸英，在一些警卫人员陪同下，乘坐一辆改装过的旧汽车，来到了南区合作社所在地柳林子村。合作社主任、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刘建章，前一天就接到了毛主席来访的通知，当即就可能要谈到的问题作了一些准备。这天清早，他带领合作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把院落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以迎候毛主席的到来。

　　 几个月前，毛主席离开延安，去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４０多天的时间里，南区人民和整个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一样，对毛主席的安全非常焦虑。现在毛主席安然回来了，而且就要来合作社访问了，我们又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见到他了，大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一向质朴无华的刘主任，这时也禁不住笑逐颜开，满面春风。

　　 毛主席这天穿着一身灰色棉制服，神采奕奕。他稳步走下汽车，和迎上前去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刘建章、王耀明（南区合作社副主任）和我，把毛主席接进位于半山坡的石窑会议室，在这里进行了约４个小时的谈话。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或者是驶来的汽车（当时延安仅有这一辆小汽车）引起了人们的联想，“毛主席到咱柳林子来了”的消息，迅速在村子里传开了。合作社周围的山峁上，站立着摩肩接踵的人群。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山峁下的合作社会议室，想看到他们殷切想念的毛主席。但是村里的人们又都懂得保卫毛主席安全的重要性，他们极力控制着自己那颗跳跃着的火热的心，始终自觉地站立原地手搭凉棚瞭望。有的人拉住自己的孩子，唯恐他们乱跑，影响环境的安静。有位农民背着他那不能行动的老人，守候在山峁拐角处，一心想看“毛圣人”（延安一些老人对毛主席的尊称）。谁也没有组织他们这样做（事前是保密的），仅仅是出于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于毛主席的热爱。

　　 刘主任首先对毛主席说：“在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这里的群众心里一直打鼓，纷纷打问主席是否回来了。有个老汉的眼睛为此都急瞎了。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主席以后别再去了。”刘主任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激动，眼角也湿润了。毛主席安详地说：“谢谢南区人民的关心，我不是安全回来了！”

　　 对于南区合作社的情况，毛主席是了如指掌的。３年前，他对南区合作社曾作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后来在《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一文中，以几十页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南区合作社的产生、发展和它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指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毛主席这次访问南区合作社，是想进一步了解合作社最近几年有些什么新的发展和新的问题。

　　 这年春节前，南区合作社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干会。两会以“整顿与发展相结合”的精神，对１９４５年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总结，并对１９４６年的工作任务作出具体规划。因为有此思想准备，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提问并不感到突然。汇报由刘主任主讲，我们相互补充。毛主席边听、边问，有时还作些评价。谈话生动活泼，讨论自由深入。

　　 毛主席说，对犯错误的干部，决不能一棍子打死，搞那个“残酷斗争”

　　 刘主任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合作社内部在业务方针问题上存在的两种认识，即合作社的业务是以组织群众生产，帮助社员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问题为主，还是以倒买倒卖、单纯追求高额红利为主这样两种经营的思想。

　　 毛主席听后说：“噢，你们这里也有矛盾和斗争！”他沉思了一会儿又问：“群众的看法怎样？”

　　 我们补充说，绝大多数社员代表要求合作社主要帮助他们直接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问题，认为“这样做，为社员谋利益就谋到实处”；也有极少数社员代表，主要是那些入股金多的，觉得多分红“合算”，认为多分红对社员更有刺激性。合作社的一部分干部，主要是做买卖出身的，手头又攒了不少钱的干部（他们同时也是大股社员），则站在后一种意见的立场上讲话，说合作社多挣钱，给社员多分红利，社员有了钱，他们就会自己去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问题。他们主张把资金、人力等放在买卖上，做流动生意，挣大钱，分红多，合作社也就会大翻番，大发展。概括起来就是“唯利是图”四个字。依了他们，边区农民所需要的镢头锄把、棉花布匹、针头线脑等生活必需品，或者因利微而无人经营，流通中断，或者为投机商重新打开高价垄断的大门，使物价如脱缰之马不可驾驭。它完全脱离了边区小农经济的实际，更不顾国民党反动派要在经济上困死和卡死我们的严酷现实。这是与合作社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总方向根本对立的。他们当中一些人，近些年来正是通过大买大卖，在合作社的招牌下，从中夹带私货，私买私卖，捞到好处，发了财。他们的经济地位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立场也跟着动摇了，有的甚至蜕变了，若不及时把问题鲜明地提出来，既毁了合作社，也毁了他们自己。

　　 刘主任着重指出，在这次召开的社员代表大会上，社员和社员代表共提出了２００多条意见，批评合作社的“大倒业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作风。他还列举具体事例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说明合作社内部激烈斗争的状况。

　　 毛主席十分认真地倾听了这些汇报。他离开座椅，在室内走了几步，点着头说：“斗争还这样激烈！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提出新的问题。看来，斗争难以避免。本来嘛，有团结就有斗争，经过斗争，分清是非，只要处理得当，就会形成新的团结。”他接着问：“斗争的结果怎样了？”

　　 刘主任说，我们在干部中，特别是在社员代表中，摆出大量事实，揭了这些干部假公济私、倒买倒卖的底，同时说明，如果按照他们那一套办，必将摆脱合作社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大方向，在战时物价不断上涨的形势下，光凭“票面红利”是不能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这一点，南区人民都有深切的体会。许多代表都讲了这些年来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群众觉悟提高了，他们那一套就吃不开了。

　　 我们接着补充说，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大家确定合作社必须遵循着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方针继续前进。为了搞活流通，买卖当然要做，而且要更好地组织骡马运输，进一步扩大边区内外的贸易和公营贸易，同兄弟合作社更紧密地携起手来，群策群力，承担起边区的战时供销任务。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纳入为人民服务的轨道。

　　 毛主席说，你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注意阶级分析，注意从实际出发，这很对。延安县委有什么意见？

　　 刘主任说，这场斗争，是在县委和延属分区合作联社的指导下进行的。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帮助，我们的头脑也不会这样清醒。

　　 毛主席又问，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你们是怎样处理的呢？

　　 刘主任说，这些干部，在合作社的发展史上，是做了工作的，有的还是劳动模范，有很大功劳。他们在群众中也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的错误，虽然夹杂着一些个人利益，但主要还是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对待他们的方针，是教育和团结。教育他们认识错误，团结他们继续共同做好合作社的工作。至于个别违法走私的人，那是另一性质的问题，情节严重的，已由政府依法惩办。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尽力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干部。对于他们，我们还有很多思想工作要做，现在仅仅是开始。

　　 刘主任汇报到这里，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我这样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是不是有点右呢？”

　　 毛主席笑着说，干革命，搞经济工作，我们都没有现成的章法，谁能不犯点错误？对他们，决不能一棍子打死，搞那个“残酷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有很多经验教训。你对犯错误的干部，一团结，二教育，这就对了。我再给你补充一条：团结、教育的目的，是要诚心诚意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嘛！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革命干部犯了错误，能真正认识和改正过来，他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后做事，片面性就可能少一些了。在一定条件下，正确和错误都是可以转化的。你不要怕人谈“左”谈右，实事求是，注重实际，也就是了。

　　 谈到这里，毛主席转过身来问：你们说是不是？大家都赞同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