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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箭:家规写在墙上 父亲罗瑞卿一直没有走远

  


   1950年,罗瑞卿与家人合影,右三为罗箭

  


   罗箭近影

   与罗箭的两次谋面都是在大将子女们的聚会上,将军穿着一件军用T恤,一条黄色的军裤。身为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副政委,他却斯文儒雅、朴素平和,如一个文职老兵。

   谈起父亲,罗箭脸上展现出灿烂的笑容,在他们7个子女眼里,父亲罗瑞卿是个和蔼可亲的父亲。

   三个名字的寄托

   在罗箭的记忆里,父亲对他的真正影响,是从进京后开始的。有一次,他们几个兄弟姊妹坐在一起商量将来学什么专业。正在看报纸的父亲,抬起头说了句:“我们这一代人,打了一辈子仗,可对建设社会主义却搞不懂,现在是到你们这一代建设新中国的时候了。我看,还是选择理工科的好,将来用得多。”

   1958年,20岁的罗箭中学毕业,酷爱理工科并一直担任物理课代表的他,早已打定主意要学“原子能”。

   高考物理考了满分的罗箭,被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专业录取。3年后,哈军工设置了原子能专业,决定从各大学三年级招收一批具有原子能专业知识的人才。罗箭如愿以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自己培养的原子能专业人才。

   当年为孩子们取学名时,罗瑞卿写了“箭、宇、寰”三个字让三个儿子挑。当时罗箭不在家,他的二弟挑了“宇”,三弟随后挑了“寰”,只剩下一个“箭”。罗瑞卿说:“这个就给小卿(罗箭小名)吧!”父亲是用他们的名字,寄托心中科技强国的夙愿:希望新中国尽快研制出火箭、原子弹和宇宙飞船。

   “我儿子失踪了”

   1963年初,大学毕业的罗箭被分配到国家核试验研究所,参与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当年3月,罗箭等一批科技人才受命组成一个试验队到新疆核试验基地工作。

   这是一个绝密的国家任务。罗箭回到家里,默默地收拾好了行装,然后对父母说:“我要到外地出差一段时间。”

   罗瑞卿问:“干什么去?”罗箭回说:“上级要求,这次执行的任务不能说。”罗瑞卿夫妇相视一笑,温和地对儿子说:“去吧!”其实那时候,身为“两弹一星”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大将,怎么会不知道儿子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呢。

   在位于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光学测量站的地堡里,罗箭一呆就是8个月。其间,他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罗瑞卿心里挂念,却又不能问,只能每次在总参开会时以开玩笑的方式提起儿子:“我儿子都失踪了好几个月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战友们心里明白:将军这是在思念儿子了。那年8月,张爱萍将军到新疆出差,一个一个试验站地找,终于在光学测量站找到了罗箭。他一把抱住罗箭,喊着:“我替老罗看看儿子!”霎时,飞纵的泪水洒满了罗箭的肩膀。

   1964年,试验顺利完成,罗箭立了三等功。

   家规写在墙上

   罗瑞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当时,人们都说他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说起这称号,罗箭一下子笑起来,他说:“父亲外号‘罗长子’,身高一米八二,比主席还高一厘米,又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保卫工作。主席曾经说,天塌下来都不怕,有罗长子顶着呢。当时主席出去,一般都是由父亲陪着。”

   罗箭还记得,1959年6月毛泽东回长沙游了湘江。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不会游泳的父亲,硬是在50岁学会了游泳。“他就担心出现意外。父亲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要紧张一辈子,但是父亲从没有说过。”

   罗箭听父亲周围的工作人员讲,当时的历史环境主要是防奸、防止叛乱。

   “毛主席告诉父亲,要接受苏联的教训。苏联建国以后高级领导被刺杀、暗杀,列宁都被特务打了。主席给父亲规定,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出现这种事,出了这种事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罗箭说,总的来讲,毛主席对父亲的工作是肯定的。但还是有两件事挨了批评,一个是陈毅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要刺杀陈毅,当然没成功;再一个就是叶剑英元帅的车走到街上被特务公开拦住,还开了火。

   罗瑞卿的严厉,同样体现在治家和教育子女上。罗箭告诉记者,罗瑞卿因为工作忙,常常见不到孩子,便在墙上写下他的要求。“学习必须是最好的,中学不许谈恋爱,大学不许结婚”;“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一定要看毛选,一定要熟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平时生活中也要按照这个做,这个就是标准……”

   罗箭一直记得父亲的一句叮咛:“你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他说:“我从小上学填表的时候,都是只填母亲的名字,不填父亲的。”罗瑞卿不希望儿女靠父辈的荫护生活,他觉得孩子们应该自食其力,应该自己努力凭真本事成长。罗箭1952年在北京101中学读书后,供给关系在学校,暑假领了伙食费回家,就把钱交到大灶上。他笑着说:“我和弟妹都不能和父母一起吃小灶。”

   感觉和父亲靠得很近很近

   “文革”中罗瑞卿受到迫害,身为国防科技工作者的罗箭被强令回到父亲的四川老家,在一个缫丝厂当杂工。“那时,我每天的工作是打扫卫生,有时推着小车去送蚕茧。”回忆起那段生活,老人的眼里流露出深深的痛楚。

   1977年罗瑞卿恢复工作。组织上考虑到罗瑞卿年纪大了,需要有个孩子留在身边照顾,便让他把罗箭调回北京,但罗瑞卿拒绝了:“现在国家正在搞建设,边疆更需要小卿这样的科技人员,让他回来干什么?”

   于是,罗箭又被父亲“送”到了新疆,一呆就是好多年。“那时候还是很想不通的,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不喜欢自己在他身边。后来想一想,这是父亲的一番苦心,他是爱儿子的,但他心里装着的却是整个中国的国防事业。”

   罗箭感慨,“做罗瑞卿的儿子,很有面子。”可是,罗瑞卿却不给7个子女多少面子。“父亲过去的辉煌历史,他从来都不主动说,我们听到的,只是从别人嘴里传来的。他的工作压力很大,但他从不把这种气氛带回家里。”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罗箭在一个大将邮册的首日封上顺手签上了“罗小卿”的名字,送给记者。他说,自己从小一直被称作小卿,到现在除了公务用名外,他一直用的还是“小卿”这个名字。“当我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感觉和父亲靠得很近、很近。”

   其实,在罗箭心里,父亲就一直没有走远过。(董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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