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党为人民整整奋斗了70个春秋。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从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到参加万里长征；抗战期间，他在华北参加领导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46年之后，他连续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20年。1978年底，他复出工作，1988年开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重要领导人非常熟悉。在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他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他晚年曾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1993年3月，杨尚昆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开始酝酿写回忆录。

　　 三年“迟疑”

　　 1996年3月，杨尚昆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李琦说：“这件事我迟疑了三年。”“这件事”，是指回忆党史；所谓“迟疑三年”，实际上他是在积累材料和做思想准备。这期间，《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百科全书》撰写了杨尚昆的条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邀请他和当年中山大学的学员座谈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他还向身边工作人员口述了约50万字的素材。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他重新翻阅了“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责令他写的一批“交待”材料。那是在为追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背景下所写的文字，其中仅《自传》、《杨尚昆自传（一）》就不止两次，还有一批如上海地下斗争、和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关系、在延安认识的国民党官员以及庐山会议前的议论等专题材料。1975年6月，康生、江青等人控制的专案组写出“结论”，要杨尚昆签字画押。7月18日，杨尚昆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说延安整风时毛曾告诫杨，对自己的错误应当以“破竹之势”严格要求自己，“党会作出判断，作出恰当的结论”。现专案组“把我说成自从参加革命起，就是阴谋反党的。这不合事实”，“我不能接受”。就在写信后的一年零两个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亡，“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尚昆得到平反昭雪，当年写的文字材料物归原主，其中那些个人经历的回忆，成为他后来撰写回忆录的重要材料，可谓“祸兮福所伏”。

　　 在决定写党史回忆录后，杨尚昆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一起梳理初步方案，拟订章节要目，设想全书分为三册。一册是民主革命时期；二册是“中办二十年”，其立意是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三册是“文革”以后的内容，重点写协助邓小平整顿军队。他说，这是一件大事，先收集材料。第一分册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协助整理。1997年初，第一分册的提纲和第一章试笔稿出来后，他看了说：“关键问题基本上掌握住了，重点也还突出，但有些地方我要再琢磨一下。”

　　 1997年4月29日，杨尚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写了报告。报告说：“我已九十岁，很想把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这件事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助完成，并需中央档案馆提供档案。回忆录写成后，在出版前当送中央审定。以上请核批。”5月13日，中央批件下达，杨尚昆很兴奋。20日，他约集回忆录整理组的全体同志共度他的90岁诞辰。

　　 回忆和思考

　　 回忆录怎样写？杨尚昆说：用第三人称写的传记，可以说你好，也可以说你不好，那是作者的事。有人写自传，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不足为训。回忆录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不能把自己说得太好，也不能说得不好，要尊重事实。第一，不是我来写党史，是写我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大事情；不要平铺直叙，而要讲我的看法和体会，回顾历史经验。第二，要有根有据，讲真话。重大的问题，希望你们帮我查核档案，单凭记忆不行。第三，除了有历史定论的人物外，不要贬损别人，影响团结。第四，有些内容，可能看法不同，写出来也不能发表，就放在那里。我喜欢争论问题。

　　 中共中央批准立项后，杨尚昆精神焕发，集中精力“娓娓道来”。有时，两分册的整理组一起听他讲，有时按需要分别来讲。特别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启示下，他口述亲身经历，思维敏捷，是非分明，细节生动。细节即历史。亲见亲闻的细节，能弥补档案之缺失，且不受文字的局限，亲历者是历史的见证。所以在整理过程中，大家强调“原汁原味”，使文字“个性化”。有人说，要“揣摩”口述者的意图，整理组认为，与其“揣摩”，莫如向口述者多问几个为什么，使文字表述更加准确。到这年夏天，长征以前的章节均已成初稿。

　　 杨尚昆1945年9月接替李富春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叶剑英离开延安到北平军调处工作时，向毛泽东推荐杨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三次大搬家：第一次是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主动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的三交镇；第二次，是从三交镇搬到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第三次是1949年3月，从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进入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平。三次搬家都是杨尚昆主持的。所以第一、第二两个分册的整理都要请他开讲，而以往形成的12万字初稿又等待他审核修改。对一个9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他的负荷是很重的，但他沉着应对。

　　 1997年8月，他照例到北戴河休养，又称“充电”。他通知整理人员随他去北戴河，利用休养的机会审稿。这期间，他下午读初稿，第二天上午提修改意见，前后半个月，他不是在“充电”，而是继续在“放电”。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98年是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100周年诞辰，他有三篇缅怀文章要写。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他的老上级，彼此交往几十年，情深意笃，相濡以沫；彭德怀是他的老战友，从红三军团到北方局，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刘少奇和彭德怀被迫害致死，而周恩来鞠躬尽瘁，他有话要说，有情要表。于是他构思内容，指导起草文稿。这就是纪念周恩来的《相知相识五十年》，纪念刘少奇的《卓著功勋，彪炳春秋》和纪念彭德怀的《追忆彭大将军》。其中，纪念刘少奇和彭德怀的两篇文稿，他是8月28日、29日在病榻上阅定的。

　　 9月2日，杨尚昆开始立遗嘱。9月14日子夜，他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在给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各同志的报告中写道：

　　 “关于我的后事，一定要向中央表示要求从简，今年遭了大灾更要从简；二是火化，火化以后送回我的老家潼南县去，同杨公埋在一起。”

　　 “还有几摊子事情，比如回忆录等，我也作了交待。”

　　 杨尚昆缅怀周恩来的文章发表于199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缅怀刘少奇、彭德怀的文章却成了遗作，分别发表于他逝世后的10月27日和11月24日。回忆录的事，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继续负责。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反映他民主革命斗争经历的《杨尚昆回忆录》，同时出版的还有记述他在1949－1965年人生经历的《杨尚昆日记》。

　　 [作者章学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