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到某省会城市出差，和一对私企业主夫妇聊天，问在某地开锰矿的丈夫生意好不好做。他摇摇头说：锰矿不如煤矿赚钱，好在那儿毕竟是个小地方，经营成本低一些，我打发那些当官的每次给个万把块钱就够了，不像这儿(指省会)，少于10万元根本填不饱。

　　 据我观察，此话不假。很多地方，像他这样常常与政府管理部门打交道的企业主，都把给官员塞的钱视为经营成本，而且是无法节省的“硬成本”。

　　 按说，他们并非别无选择。在经营活动中，他们可以选择遵守各种明规则(各种规定、要求、法规、法律)，行得直、坐得正，因此就不必理睬那些潜规则。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按潜规则办事，塞钱给管理者换取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乃至包庇保护。

　　 无论按明规则办事或按潜规则办事，其实都是要花钱的，只不过钱花在不同的地方：前者花在满足明规则的要求上，后者花在疏通官员上。按明规则办事，可能成本付出更大，但好处应该是理直气壮、“长治久安”。而按潜规则办事，其实是看人眼色“得过且过”的办法，相对成本可能较小，但冒着违法的风险。

　　 按说，两者各有利弊，奇怪的是，在很多地方，不少私企老板几乎习惯性地选择按潜规则办事，哪怕有时他们按潜规则付出的成本，其实并不比按明规则付出的钱少，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首选潜规则，因为他们更信赖潜规则。

　　 就像眼前这对又开茶馆又开矿山的夫妇。比如，他们开茶馆时，忘了配备消防设施，管消防的人上门检查、责令整改并开出罚单。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到处找关系、托熟人，请客吃饭、送人字画，折腾多日，投入的精力物力成本不低，不比老老实实按消防规定做省心。但他们依然对潜规则“此情不渝”，因为通过这番折腾，熟识了有关官员，以后的事就好办了！要不，消防队员三天两头跑到茶馆来搞紧急消防演练，生意还怎么做？

　　 奥妙就在这儿，老板们没有把和官员的交道视为一次性博弈，他们懂得，明规则可能衍生的“合法伤害权”防不胜防，明规则的实际要求弹性无限，而掌握这种弹性尺度的官员才是关键。彼此都是通情达理的——官员和老板之间往往会达到一种默契，让潜规则的成本至少低于实行明规则的长期成本和最大成本。得到好处的官员一般总会让老板践行潜规则的投入物有所值，不是此时，便在将来，不在这件事上，便在那件事上。在潜规则上的投入不像在明规则上的投入，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比如，投在消防设施上的钱花了就花了，若非失火，这些钱似乎就没用；而花在官员身上的钱，每一天都可能在为老板保驾护航、消灾免难。

　　 有些来自潜规则的好处是不能明算的。比如，在这对夫妇开办的矿山上，前一阵出了事故，死了个年轻矿工，据说只赔了两三万元就顺利了结——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相关官员的帮衬。所以，在这种按潜规则进行的博弈游戏中，即使有时老板看起来付出的成本更高，也是划算的；将好处收进个人腰包的官员，当然更是划算的。那么，损失的是谁呢？是企业的一般员工，是公共资源和公共环境，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部分。

　　 世上没有不付出的得到，没有白白生出的利润。消防官员接受了茶馆的字画，那条街失火的风险便增高，公益便受损。矿山老板和地方官员投桃报李、心照不宣，他们能从哪里把凭空多出来的潜规则成本消化掉、赚回来呢？自然要狠挖矿山资源潜力，在矿工利益、安全投入、环保投入等方面能省一点是一点。眼看着老板挤压第三方和公共利益，得到好处的官员自然要闭一只眼乃至两只眼。

　　 官员这么做，也是要冒风险的，其实离政令所出之处越近，风险越高(产出也可能越丰厚)，这可能是大城市的潜规则成本高于小地方的原因之一吧。

　　 问题是，如何打破官员和老板的潜规则同盟？谁能维护作为第三方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刘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