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作为改善宏观调控切入点的主张很富有洞见，但同时必须伴有政府职能、政府治理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否则难免顾此失彼，结局可能事与愿违。我们必须小心，因为收入分配政策也可能成为更顽固的通货膨胀的源头。
诸多信息显示，随着宏观过热形势的“我型我秀”，新一轮宏观调控周期似乎随时都可能来临。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将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这一切尚未真正发生之前，各方都希望统一对当前宏观问题的认识。现在，虽然这种共识似乎正在形成，但尚存隐忧。
一个显著的迹象是，打量宏观经济的视角正在迅速向收入分配转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今年的全体会议上，作出了“造成‘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的判断。这里的“三过”指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这个判断将收入分配改革赋予了宏观稳定方面的意义。在稍早时候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年会上，有专家更明确地提出，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应该说，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转变。在此之前，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主流观点和政策是所谓“两高一低”，即在构成有效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高、消费低。宏观调控应当严把信贷和土地闸口，并事实上通过弱化政府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领域的作用而刺激内需。然而，膨胀的宏观总量很难围堵，通过出口释放产能的结果是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并导致流动性过剩的局面难以收拾；而政府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缺位引致了社会顽强的储蓄欲望，消费基金受到打压。
消费不足（注意不是内需不足，因为内需包括投资）的原因不仅在于，老百姓不敢花钱，还在于实际上老百姓所支配的财富比重也在逐年缩小。这里需要注意储蓄的概念。不少人说到储蓄，就想到老百姓在银行里的存款。实际上，居民储蓄只是整个储蓄盘子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有研究显示，居民储蓄近年来在总储蓄中的比重是下降的，而企业储蓄尤其是政府储蓄增长迅速，社会储蓄和投资基金越来越在政府和企业而不是家庭部门积累。
社会分配结构的这种失衡正是家庭消费积弱不振、政府企业投资难以遏制的根源。因而从收入分配的视角打量宏观经济问题可谓切中要害。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与当下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福利改革的大气候相得益彰，老百姓有望从中得到更多实惠，高速经济增长将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惠及民众。
但值得关注的是，收入分配政策也可能成为更顽固的通货膨胀的源头。更加公平的分配政策要求扩大政府在社会再分配中的作用，提高一般劳动者的工资，并增加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和转移支付。对于很多经济学家来说，这类福利主义国家的做法是一个危险的倾向。
撇开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不谈，收入公平化掩藏着通货膨胀的风险。这其中至少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与富人相比，穷人通常把更多的钱用来消费，如果把一部分收入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那整个社会的总体消费就会增加，这会带来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压力。另一个渠道是，福利工资等收入政策具有刚性，一旦上去就很难调下来，当人们的收入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时，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循环机制就会引发通胀压力。
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很多国家的前车之鉴。据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研究，中国1985年和1988年两次严重通货膨胀都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有关。那几年，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社会集团三者消费同时大幅度上涨，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结果居民消费的膨胀推动了物价的上升。
因而，当我们引入收入分配来制定宏观政策框架以缓解经济过热时，就必须考虑到这样由此而来的通胀压力。既然储蓄由政府、家庭、企业三部分组成，那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家庭部门的收入分配。随着居民收入的公平化、社会保障的完善，消费和工资都将增加；同时，如果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更居高不下，结果仍会化为高投资和高出口。而当消费这只短腿硬朗起来之后，三驾马车同时发力，宏观经济将被引入更加桀骜不驯的境地。因而，要解决政府在公共领域的长期缺位和在经济领域的长期过多参与，就必须依赖一个针对政府的更好的治理架构。
鉴于政策的长期性和持续性，收入分配改革应该逐步推行。政府对工资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不可作出超前承诺，以防难以兑现。这一点在经济衰退时期尤为重要。当经济不景气时，工资和社会福利的继续增加将使经济困局雪上加霜，并可能诱致通胀和衰退并行的糟糕局面。一个选择是对收入分配政策进程合理的制度化，保障居民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能够亦步亦趋，不至于长期大幅背离而引发经济波动。
考虑到这些，笔者认为，通过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来解决宏观问题的主张富有洞见，并有助于扭转老百姓承担宏观调控成本的惯常结局，但同时必须伴有政府职能、政府治理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在收入结构转变的同时，应该伴随政府和企业运行机制的转变。如果政策顾此失彼，结局可能事与愿违。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专栏作者 傅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