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来这里淘金，加上中国人的老乡情结，于是就形成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城中村”。比如北京的“浙江村”、 “河南村”、“安徽村”、“新疆村”等等。

　　 咔、咔、咔、咔……张景富手起刀落，案板上的一块面就被他剁成了七八条，两条上下叠在一起，双手麻利地一抻，下锅，一根油条很快就炸好了。

　　 每天早上5点，张景富都重复着这样的动作。6点，吃早餐的人就会多了，如果不提前炸好，根本就供不上客人吃的。

　　 张景富的小餐馆在木樨园天雅服装大厦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巷子虽小，人却出奇地多，到处是肩背手提黑色塑料货袋或蹬着三轮车装卸货物的人。张景富说，他们都是来这进服装的，一年四季每天都这么多人。

　　 北京木樨园、大红门服装商业街，从天安门广场向南只有5公里，平均日吞吐货物量达2000吨，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以上，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张景富的小餐馆占了地利之便，生意非常好。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破落，一个个临时搭起的砖棚随处可见，街道又窄又脏，是一群浙江人把这里捣鼓成了长江以北最大的服装集散地，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浙江村”。

　　 浙江村：最有活力的“城中村”

　　 所谓的“浙江村”，它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区划，是指在北京经商的浙江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其范围主要在丰台区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南北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东西从马家堡到成寿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里的房租非常便宜，距离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北京南站也比较近。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来京务工人员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位置，陆续在这摆地摊做起了服装生意。

　　 林立昌是最早一批来北京的浙江人，他告诉记者，1985年他这里来时，整天背着一个大包，东躲西藏地摆地摊，城管来了，包起来就跑。二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这其间他还蹬过三轮车、擦过皮鞋、卖过眼镜，“成天蹲在大街上风吹日晒，那叫苦啊”。

　　 林立昌的命运转折在于抓住了一次机会，而他的经历也是“浙江村”形成的原因。1988年，他靠倒卖了皮茄克挣了一笔钱，于是他干脆在附近租了一间面积只有3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办了一个加工厂，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很多浙江人的发家经历。

　　 那几年皮茄克非常火，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甚至许多外国人都直接来这里采购，林立昌经常几天不睡觉连续赶活。后来自己实在做不过来，就找来了家里的亲戚，亲戚又带来了老乡，老乡又带来了自己的亲戚。于是，在这里的浙江人就越聚越多，“浙江村”就是这样形成了。

　　 “浙江村”逐步摆脱了那种低级的经营方式，林立昌也苦尽甘来，不仅有一个小型服装加工场，在天雅、京温、龙秋等批发市场还拥有七个摊位，资产过百万。“这不算什么，和我一起来的老乡，资产过亿的有很多。”林立昌说。

　　 从“浙江村”走出来的一大批富翁，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开始涉足更多的行业。房地产开发、文化传播、矿山开采以及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几乎都有浙江人的身影。

　　 福建村：以建材生意为主业

　　 在北京，像“浙江村”这样有明显地域特征并做着同样生意的村落的还有“福建村”。

　　 八闽大地，山清水秀，但是过去交通条件很差，几乎无田可种，只好经商。福建人从小耳闻目睹的情景就是祖辈父辈外出经商，其吃苦精神和适应能力不比浙江人差。

　　 在京郊立水桥以北1公里的范围内，沿公路分布着以福建人为主，经营木材、铝合金建材等大大小小的建材贸易公司，这里就是“福建村”，但并不像“浙江村”那样有名，只是外界常把这里称为“福建建材村”，其实他们自己很少这么叫。

　　 “福建村”的兴起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北京北郊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立水桥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内新建的花园、别墅、公寓以及奥运村的建设，为建材贸易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福建建材商看好了这个机会，便纷纷在立水桥附近开起了公司。

　　 福建人也是中国有名的一大商帮，福建泉州、晋江、石狮的服装鞋帽遍及全国，沙县人开小吃部，安溪人卖铁观音，莆田人除了做服装生意，还很善于经营医院，据说，全国80%的私立医院的幕后老板都是福建莆田人。

　　 新疆村：曾经扎堆开餐馆

　　 像许多事物那样，北京的村落也有产生和消亡的过程，曾经红火了一时的“新疆村”则早己消融在北京的各个角落。

　　 新疆村早在1970年代末就开始形成，分为两片，一片在甘家口，一片在魏公村，多以开饭馆为主业。最初，在魏公村地区的几条街边上，由于有很多新疆人开的餐厅，附近居民的出租房大都出租给了这些新疆人，形成了“新疆村”。

　　 但是由于拆迁和旧城改造的原因，新疆村消失了，但要在北京找一家新疆餐馆还是很容易。

　　 在朝阳区金台路路口向南500米，就有一家新疆餐馆，这里的服务员是清一色的小伙子，穿着一模一样的红色休闲服，而且都统一剃着铮明瓦亮的光头。服务员与客人之间说普通话，他们之间都是讲新疆话，开始你会不适应这样的服务方式，还会有些胆怯，但是很快就会习惯了，他们都很热情，有叫必应，关键是菜很好吃，上下两层楼，几乎天天爆满。

　　 这家新疆餐馆的老板告诉记者，“新疆村”起源于甘家口附近的西苑饭店。西苑饭店兴建于1950年，当时叫西苑旅社，是作为团结穆斯林民族的窗口建设的。从1950年代开始，国家陆续从新疆招了一批厨师进京。新疆厨师们又慢慢地带来了他们的家属和老乡，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原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同一区域，并多以开餐馆为业。

　　 安徽村：不乏精英人物

　　 安徽自古就是苦地方，地处江淮之间，自然灾害不断，每次战乱都绕不开安徽。由于生活所迫，每年都有大批的安徽人进京打工，他们大多居住在海淀区知春路的西五道口和蓝旗营附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安徽村”。

　　 安徽人在北京没有固定的行业方向，但在各行各业中都不乏精英人物。黄远征刚来北京的时候，是给一搞装修的江苏老板打工，很被人瞧不起，有时候挤上公交车，会招来很多白眼。他也无法融入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北京文化，每到春节他就迫不及待地买票“回家”---安徽。

　　 五年前，他开了一家装修公司，有了自己的车和房子，孩子也接到北京读书，也有了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子和一些朋友，偶尔回安徽老家一次，也呆不了几天就又急着“回家”——现在他说的家是指北京。像他这样当年来北京打工的外地人，许多都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北京人。

　　 外地人影响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北京也接纳并改变了外地人的思想。

　　 毫无疑问，外地人在推动北京发展的同时，也对北京的城市功能和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公安部最近公布的资料显示，北京市总人口数量已经突破170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数量突破510万，约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专家认为，既然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么以经济要素驱动的人口大迁徙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京务工，同样每天也有成万上千的人黯然离去，北京的人口不会无限制地膨胀下去。正是因为这些外地人的大批迁徙和融入，北京才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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