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十七大报告中看到，中国政府对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目标期待，而这种期待所展示的真诚、自信与理性之光，不但会照亮中国走向责任大国的道路，也会使人类建设和谐世界的追求变得充满希望！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各国人民要“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胡锦涛在这里是把“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视为中国执政党处理当代国际问题的两条基准线，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建设“和谐世界”。而所谓“和谐世界”的标准和表征则是“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笔者认为，这些主张和阐述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日臻成熟，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中国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翻开时光长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怎样走向成熟的。

　　 58年前的1949年夏，刘少奇在秘密访苏时曾经对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地区打游击，对外部事务不熟悉。以后要进行经济建设，还要开展外交活动，希望苏联“老大哥”多多指教。刘少奇的话绝非过谦之词。就在这番话说过的几个月后，苏联政府建议，中、苏、蒙三国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散布的谣言发表官方声明，阐明立场并予以驳斥。1950年1月21日，苏、蒙外长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中国则在同日发表了时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嬉笑怒骂，笔调尖刻挖苦。用了不少诸如“最低能的政治骗子”“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以及“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之类的词句。事后，斯大林、莫洛托夫询问中方，为何不发表官方声明？中方回答“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了”。斯大林、莫洛托夫说，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个人的谈话评论不能代表官方，胡乔木的这种谈话“一文不值”。结果当然是双方的不愉快。（见注）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显然出在刘少奇指出的“对外部事务不熟悉”上，出在尚未弄清“别了，司徒雷登”式的新闻时事评论与政府官方声明的区别上。

　　 58年后的2007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表现早已今非昔比。几十年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生存、交往、斗争与共处的策略水平，同时也使中国逐步从世界事务的局外人走进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纵观近六十年之变迁，笔者以为其间使中国执政党受益匪浅并成熟最快的有三大事件。

　　 第一件是冷战。从时间上看，中国共产党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几乎与冷战形成时期同步，而就在这种突变之际，刚刚摆脱国内战争的中国又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热战”，这就是朝鲜战争。冷战中期，中国又经历了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论战以及国家关系由热到冷的骤变。常言说，多难兴邦。腹背受敌的日子虽然不好过，但对中国政府形成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却大有裨益。第二件是改革开放。邓小平说过，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可见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是与对外开放紧密相连的。换句话说，在历史新时期如何搞好对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交往对中国的改革至关重要。这件事使中国政府彻底结束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第三件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在经济上国际依存度的提高，中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多极化世界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具有实质性的角色。而所谓的实质性就意味着面对各类复杂的国际问题，中国不仅要有一般性态度，而且要尽义务、负责任；不仅要遵循现有国际关系的准则和规则，而且要在掌握运用通常的国际准则的基础上学会因势利导地、与时俱进地、有理有节地补充和修改章程和细则。这是一个让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极大地深化认知水平，深刻体验大国的作用、尊严、优势和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加入WTO、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及有48国参加的中非论坛的举办，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严格地说，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善于不善于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的交往，能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国际事务，会不会在维护本国与本民族利益的同时，也成为为全人类谋福祉的“世界公民”，是检验一个革命政党是否真正实现了自身执政地位转变的根本标志，更是检验一个政府是否成熟、是否具有国际公信力、是否具有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试金石。因为，只有具有这种公信力、国际身份和能力的政府，才能使其国家成为实至名归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谈到中国应如何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鲜明地提出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他把这种“遵循”与“恪守”的庄严承诺条理分明地分为五个层面。第一是政治上，中国与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第二在经济上，中国与各国要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第三在文化上，中国与各国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第四在安全上，中国与各国要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第五在环保上，中国与各国都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上述五个层面的阐述中，胡锦涛的这些话不仅表达了中国执政党遵循与恪守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真诚，而且包含了中国执政党对处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目标期待。无疑，这种目标期待也就为中国如何在全球建立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包括经贸准则），打下了伏笔，留足了空间。

　　 事实上，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有履行和遵循国际准则的义务，而且有根据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和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不断完善调整补充甚至修改以往的国际准则的义务。众所周知，国际通行的各类准则绝大部分起源于17世纪中叶之后的欧洲。随着欧美国家的政治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商品革命的渐次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与资本的力量突破了世界各国的民族壁垒，使世界步入了越来越紧密的社会化大生产和产业经济分工的链条。也由此出现了制定世界通行的国际准则的客观要求和主观呼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制定国际准则的高潮。两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的经济格局以及在大国兴衰中造成的地缘政治的新变化，又使各类国际准则的修改与制定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这两次高潮虽然对推动人类的进步至关重要。但也应该看到，由于缺少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参与，所以各类通行国际准则中就势必会带有殖民主义和大国主宰世界的痕迹。今天，随着多极化世界的出现，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以及非洲经济的蓬勃发展态势，是否又预示着第三次高潮的到来呢？ （秦晓鹰）

　　 （注：参见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82~84页人民出版社 2007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