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拆迁过程中，《物权法》规定征收土地、拆迁房屋的基本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于是，拆迁者认为是为了“公共利益”师出有名，被拆迁者则认为在“公共利益”的背后蕴含着“商业利益”侵犯私产。于是，“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便成为问题的关键，但《物权法》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法律界定，是非法拆迁还是合法规划成为《物权法》实施后的法律尴尬。

　　 “住改商”是另一围绕公民财产是否能得到法律保护的物权问题，对此在《物权法》立法中存有不同观点，而已经实施的《物权法》是如何看待“住改商”的呢？

　　 倘若一定要选取一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法治现状代表性的立法，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无疑是一部最具考察价值的样本。

　　 作为一部与公民财产权益息息相关的权利法典，也许没有一部法律像《物权法》这般经历了如此复杂变幻的博弈过程，也没有一部法律像《物权法》这般唤起了如此汹涌澎湃的对私有财产进行确权的社会热情。

　　 但此部法律更耐人寻味的是，它自今年3月16日诞生后，在长达半年多的“实施准备期”屡遭难题。从社会关注的“钉子户”事件到沸沸扬扬的小区物权纠纷，它们或揭开了未决的立法悬念，或触及了现实的物权“死结”。所有这一切，都以最直观的方式检测着《物权法》，也等待着法律更加及时、明晰的答案。

　　 对于已经正式实施的《物权法》而言，司法实践中对它的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本刊将分三期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报道。———编辑手记

　　 倘若做一次民意调查：“您家里最值钱的财产是什么？”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房产！

　　 改革开放以来，创造财富成为人们近30年来的生活动力，但当所有的公众不同程度地获得财富，希冀用法律确定各种个人财富之时，“举目望去皆物权”似乎是社会对《物权法》出台的普遍要求，但对大多公众而言，依附于房产、土地等不动产之上的权益才是最重要的物权，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权益，始终是《物权法》立法过程中的争议焦点，随着法律的问世，一度争执不下的对私有财产的立法歧见似乎有了妥善的了断。但法律颁布后发生的两起事件却表明，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公共利益”的内涵不允许猜想

　　 2007年3月，正当《物权法》紧锣密鼓作最后冲刺之时，媒体开始关注某地一位“钉子户”的故事，在一幅照片中，一个被挖了十米多深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一栋二层楼房如一叶孤舟……

　　 这座堪称景观的“孤楼”，吸引了全社会的视线。据媒体报道，由于在拆迁补偿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钉子户”已经与开发商对峙了近三年。随着事情逐步演变成一起公共事件，“钉子户”、开发商和有关部门之间的博弈也不断升级，面对“强制拆迁”的行政举措，户主一人搬进已经断路、断水、断电的小楼，摆出了一付“决战”的架式。

　　 这是《物权法》出台后遭遇的第一场考验，这道试题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挑开极为尖锐的拆迁冲突，也许令立法者始料未及。因为就在《物权法》出台前夕，一位参与立法的法学家曾乐观地预言：“《物权法》将终结圈地运动和强制拆迁，使其成为历史名词。”

　　 看似巧合的历史安排，使得物权立法过程中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拆迁问题”，借助法律问世的契机和一个现实的“钉子户”样板，再次引发了国人热议。尽管有声音批评“钉子户”漫天要价，以死缠烂打替代法治解决之道。但更多的人却将微词指向了开发商和政府部门，而“孤楼”则被“清议”为抵抗非法拆迁保护私产的英雄。

　　 这一事件引起的舆论声浪，似乎意味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累积起来的拆迁矛盾，已到了危如累卵的地步，而公平、合理地平息这类冲突，事实上也是物权立法的重要任务，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征收土地、拆迁房屋的基本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对此，“钉子户”事件中的博弈各方都抬出了《物权法》，尤其是“公共利益”这一尚方宝剑。开发商、政府部门坚称：“拆迁是出于城市建设的公共利益需要。”但“钉子户”反驳：“那只是开发商的利益，绝不是公共利益！”

　　 对于这场“公共利益”之争，《物权法》似乎没有明确答案，其原因就在于《物权法》仅仅提出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却没有对其作出任何明确的法律界定。如果一个需要法律解决的问题，法律本身并没有对其进行明晰的立法确定，我们又怎能指望它明断现实中的是非呢？

　　 其实，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许多学者和公众都认为，倘若不明确何谓“公共利益”，《物权法》便难以阻止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掠夺私产”之实的行为。尽管社会呼声不断，但《物权法》最终没有划定“公共利益”的界线和范畴，理由是公共利益在不同领域、不同情形下相当复杂，《物权法》不宜也难以作出统一规定，由有关单行法律作出规定更为适宜。

　　 从立法技术而言，立法者的放弃或回避，不失为一项务实的明智之举。但是，当“钉子户”之类的事件陷法律于无奈之时，我们有必要追问，虽然《物权法》难以在微观层面细细列举“公共利益”的内涵，但是否应当在宏观层面划定一些原则性底线？比如，对于“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是否应当明确规定，只有通过各级人大议决之类的民主机制而不是行政权力的一言九鼎，“公共利益”的确认才具有合法性；再比如，当“公共利益”的认定产生争议时，是否应当提供公正、中立的救济渠道，明确赋予当事人请求司法审查、裁决的权利。

　　 即便是按照既定的立法思路，将界定“公共利益”的任务交给“有关单行法律”，但直到《物权法》步入正式实施的关口，《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仍未就“公共利益”作出修法反应，最应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表态的《征收征用法》更是未见踪影。虽然立法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公共利益”概念长期模糊不清，对于那些随时可能面临侵害的公民房产，以及那些不时遭遇阻挠的合法拆迁而言，它们究竟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它们还等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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