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改革

　　1980年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在前门的一家饭店里面，每写完一条新闻，我就要跳上自行车，狂奔到几英里外的电报大楼去，然后在古老的电码机上重新把新闻稿打一遍，最后把打好孔的纸带子，送到大厅另一头的柜台上，再恳请工作人员做他的分内之事：把电报发出去。为了确保不出现意外，我一般会坐在那里等到电报发完，有时坐在长凳上都会打起盹来。整个过程要花费几个小时，当然不包括我写报道的时间。

　　80年代，一些地区逐渐取消食品的凭票供应。

　　在我到达北京的几个月之后，公共市场开始活跃起来。我采访了一些中国人，发现"人民公社"解体为家庭生产单位后，带来的变化令他们一时间不知所措。在安徽一个集体农庄，农民不但分了地，而且还把公社的其他资产也给分配了。

　　这样的机会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包括我的亲属。从哥哥光远家离开之后，我去了上海，想看望一下我的伯父。他曾经是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新疆。1964年他才万念俱灰地回到家中，不料他的旧"罪恶"在老家又被翻腾了出来，家庭成员被迫与他划清界限。

　　我看到伯父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再度得以平反，政府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红告示，宣告恢复他的退休金。街区的医疗中心甚至给了他个讲授保健知识的工作。伯父对邓小平的改革相当赞同，认为改革来得很及时，使他还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伯父说："我们走了许多年的错误道路，现在必须迎头赶上，如果年轻人自己不能学习和管理，我们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