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而立。

　　这30年的故事,无论如何书写也难以述说其万一。或许只有上上个世纪末流行的一句话方能道出一丝端倪——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如何重新审视30年来发生在东方古国土地上的每一件往事？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变迁,以及未来的路径？

　　我们试图通过30年来若干具有符号意义人物的私人记忆,来还原这场波澜壮阔的洪流中,那些真实而鲜活的细节；试图通过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波折,来浓缩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30年前,胡福明43岁。头发花白的他与孙长江等人合作,写下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的头发全白了。早上,他仍要踱步到江苏省政协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桌上放着出版社刚刚邮寄来的全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我原来读过,但是被删了很多,所以这次买了全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迄今最关注的时代话题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出来说话了。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也是第一个发言。

　　批“两个凡是”,心里有点虚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二七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说法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执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都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讲教育战线的,我发表意见说,教育质量是下降的,教育领域也很乱,科研也没法搞。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呢,心里有点虚啊。

　　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而且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

　　说领袖也犯错,对凡是派打击最痛

　　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当时还是下决心要干,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犹豫很久,个把月吧。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担心再被整。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但是怎么搞呢,当然不能说“两个凡是”是错的,写在标题上,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那是不行的。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了个靶子,叫“句句是真理”,所谓“天才论”、“顶峰论”,它们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这就行了,我就达到目的了。

　　同时我也考虑了,要拿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叫什么呢？当时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实事求是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很多了,不引人注意,要比较新的,而且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我写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断,作为我的基本主题,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

　　我从读书中观察出来一个新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抛弃；不完全的,要修正。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两个凡是”,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并不是不犯错的。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