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入狱

　　 我们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说我们反谢富治

　　 出狱后，继续在民族学院批斗我。北京市十几个单位，把礼堂都坐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就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我进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说这是戚本禹同志的指示。台下跑上来很多人，把我救走了，跑到一个教室里，又遭到围攻。他们又从二楼教室上把我扔下去。底下的人接着我后继续跑。我实在跑不动，就躺在地上了，后来就嚷嚷我休克快死了，送到校医院，给我打强心针。折腾了一会，又把我送到北京医学院地下室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他们也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做抗大公社，想让我来当他们的负责人。我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干了。耗了两三天，最后没办法我只有同意了。

　　 接下来，全国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批“二月逆流”。当时我是不大同意批“二月逆流”的，我当时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他们原来一个个都是老帅老总，有错误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个一个都要打倒，不是把矛头实际上指向周恩来了么？在我的影响下我们这一派的人基本上是同意我的这个观点的。也不是说有多高的认识，就是没有另一拨人那么左。那个时候大家都要争着当“造反派”。包括被人家说成“保守派”时，我们自己都要申明我们是造反的。后来我们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说我们反谢富治。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有很多组织就开始围攻了，就这么折腾，后来就开始武斗了。

　　 1967年，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告发“中央文革”文艺组和戚本禹，说他们反对周总理，干了很多坏事。我父亲当时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说不能寄给毛主席，那样的话江青他们也就看到了，戚本禹也就看到了。要寄给军队，我觉得军队可能不一样，当时毛主席要林彪“支左”，可是军队“支左”却经常是支持“保守派”，不去支持“造反派”。我们相对来说属于保守一点的。所以他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叶群(林彪的妻子)把这封信给江青了，江青又把这封信给了戚本禹。

　　 接到这信以后，可能是第二天，“中央文革”就开会。江青讲我父亲：20年了，没想到是个两面派。她说，听说郑公盾这个人很坏，尽通过两个儿子干坏事。这些话他们都传达了，当时消息都特别灵通。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被隔离了，关在现在《求是》杂志那个红楼，然后大概过了一天就转进秦城监狱了。我哥哥当时在音乐学院当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宁夏去了。我当时没想跑，后来就被抓了。

　　 我被隔离，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中央当时有一个“三办”，来提审我，问我对谢富治怎么看。那时候人都想要表现自己的英雄豪气，根本不会转而吹捧谢富治，我就说，谢富治不适合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然后又问我对戚本禹的看法，我说戚本禹更不适合。我说我是拥护林彪的，对江青我是尊重的。

　　 后来我就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监狱，这里又叫北京市模范监狱。在被抓之前，我去参加过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议，江青主持。当时我很注意江青的一句话：不要以为军队在他们手里，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军队都会跟毛主席的。我当时在会场觉得这里头不得了，军队不是在林副主席手里么？当时我就马上闪出这么个念头：“中央文革”和军队有矛盾，林彪和江青有矛盾。平时我也有这个感觉，林彪和江青他们两个不是很对付(不是很合作的意思)。

　　 我不敢告诉别人，当时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就跟她说了这个想法。我被捕后，也要她交待问题，揭发我。她就说了。不得了，我这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好像第二天，她就翻供了，说是瞎编的，但是已经晚了。这个事他们一开始没问我，到监狱里头才问我。我没承认。后来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她找过我一次，我们那时都结婚了，她说她一直很痛苦，看《天云山传奇》时，觉得里面那个跟“右派”划清界限的坏女人就是她。

　　 在狱里待了一年吧，监狱提审员告诉我，总理说了放我。好像当时周恩来说，我可以算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弟吧，周恩来知道江青对我们家的评价。我们都是保周恩来的，他也肯定会知道。

　　 耀邦同志非常重视

　　 “不要交给任何人，因为中组部的情况现在很复杂”

　　 出狱以后先到学习班学习了一个月。从学习班回去的时候，学校还派小汽车来接我。学校都被军管了，当时军管第一把手的儿子还亲自来见我，跟我说：现在中央有一个工作就是修杨守敬的历史地图，由你负责。参加的人有人民大学的戴逸、民族学院的费孝通等，都是原来被打倒的但是都很有名的专家学者。我当时还很奇怪，我那么年轻怎么叫我负责？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我现在想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因为我当时研究过中俄边界关系，写过《中俄经济关系300年考察》。当时修这个历史地图也和“反修”有关系，包括中苏边界什么的要通过地图搞清楚。

　　 但是没有过多久又不让我负责了，后来又不让我参与了。后来我在湖北潜江的干校里被关了几年。那里比监狱里还残酷，自己单独劳动，不能和别人一起劳动。而且还挨打，打得最厉害了。后来一直到干校撤销，才回到北京，名义上是回到学校，但还要接受隔离审查，因为还是“现行反革命”。

　　 我父亲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1975年5月)就已经获释了。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当时虽然没有给他平反，但好像他的问题已解决了似的。我几次要求军代表给我解决问题。我说我父亲都解决了，我的问题怎么不解决？他就说：国民党大人物是战犯，后来都当政协委员了，但当过连长营长的小人物都被枪毙了，你就属于小人物，不能因为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你就希望你自己的问题能解决。他挖苦我。

　　 我当时也是走投无路，怎么办？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1977年底(12月10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很快名声大噪。很多老干部说，到中组部就像当年回到了延安一样，中组部是干部之家。

　　 我不认识胡耀邦，但是我打听到了一个中组部的总机电话。打过去，是一个女孩子接的。我说我找胡耀邦同志，她说你等一下，当时我的心就一下子跳了起来：哎呀，让我等一下，那太好了！

　　 过一会，她说耀邦同志刚出去开会去了，你找别人行不行？我说有谁能代表胡耀邦？她说副部长陈野苹，我说可以。陈野苹就来接电话。我说我是中央民族学院一个年轻的教师，我在“文革”中曾两次被抓进监狱，现在这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摘不掉，我就把反谢(富治)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陈野苹说，你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我一定转告耀邦同志，你等着，我们要找你谈话。过了几天，突然间，民族学院就用高音喇叭广播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党委办公室，我就去了，根本没跟中组部这事联系起来。他们说中组部要找你，请你过去一下。

　　 中组部办公楼当时就在西单附近。有个局长跟我说，本来今天耀邦同志要见你，因为临时有事，派我来见你。耀邦同志非常重视，你回去以后写一个情况说明，特别是关于谢富治的情况，好好写这个东西，一定要交给我，一定不要交给任何人，因为中组部的情况现在很复杂。他还告诉我，在胡耀邦之前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他的势力还很大。我说好吧。我当然太高兴了，我大概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两三千字，交给了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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