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庭长：今你审理惠海燕（被告方）是我的好友，请你高抬贵手，帮忙为惠办事，面谢庭长。写书人左振江。”原告到法院复印卷宗时，竟在卷宗里发现法院一位退休的老庭长写给现任副庭长的条子，原告索要5万余元的赔偿，法院只判了1000余元。对此，原告认为与纸条有关。（见1月8日《华商报》）

　　 中国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人情社会。今天，人情关系在社会运行当中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扪心自问，我们到法院、医院、政府机关办事，哪一次不是先想想有没有朋友、亲戚等“可调动的资源”？即便我们并没有想去搞什么腐败之举，而只是想得到“便利”、“不被为难”之类的关照罢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老法官向现法官求情”的新闻，或许我们能更多一些理性。诚然，大家都知道司法审判独立性的重要性，“没有独立的司法，就不可能有最终的正义”。但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情文化当中，不管是权力，还是金钱，还是亲情，指望对司法的绝对不干扰，现实吗？

　　 在这个“求情条子”事件中，可以想象，假如老庭长不是写条子，而是打个电话，会怎样？或者口头求个情，又能怎么样？老庭长说“教训深刻”是什么意思？是认为“留下纸条证据”的教训深刻还是“打招呼”本身教训深刻？老庭长说，到底是谁让他写的已经记不清楚，“因为写的纸条太多”，可见，这样的“招呼”本身便是“潜规则”，只不过这次被不谨慎的法官忘到卷宗里罢了。

　　 被“招呼”的现任副庭长为自己辩解说：这张纸条并没有影响案件的判决，“我如果在乎这张纸条，你就见不到纸条了。”这话更令人深思———我相信这是真话。但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相信公众看不到的、更多的“条子”是大量存在的。

　　 因此，完全靠舆论谴责那些干扰司法的现象，只怕靠不住。重要的是司法体制要有自身的力量，靠内部监督、公共监督、上级监督等多种可操控的程序，抵御干扰的力量，有必要用公开显规则来代替目前存在的潜规则。

　　 一张“求情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张“求情条”背后更多隐秘的潜规则。干扰司法的事情不时发生，揪出一两个个案甚至“笑话”并不难，难的是司法部门要让公众看到信心，告诉大家，靠什么样的体制力量去清除“求情条子”的生存土壤。(作者：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