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的广东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省纪委副书记林浩坤炮轰“三公”现象（公款接待、公款旅游、公车私用），指出：“现在要解放思想，就要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要革一小部分利益集团的命！”此言一出，即刻引起代表们的强烈反响。

　　 一个公众早已“审美疲劳”的老问题，还能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更说明病症之顽固、药方之无奈。其实，同样的问题，即使是在我们一贯认为高度廉洁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屡有所闻——日前，美国国会的审计机构披露，国会拨出的扶贫款被地方扶贫机构挥霍，扶贫人员甚至用这些穷人的救命钱买酒，为自己员工提供无息贷款等。而类似事件，在诸多发展中国家，更是不绝于耳层出不穷。由此看来，挥霍公款，倒也未必是中国特产，而更像是一种世界病。

　　 因此，欲治“三公”，必先分析其病理生成。用经济学眼光看，挥霍公款是源于公职人员的“理性经济人”立场，在监管存在漏洞时，在“不吃白不吃”的氛围下，掌握公款者极易选择挖公家墙脚来谋求一己私利；否则，他可能会有“吃亏”感。从这个角度看，挥霍公款又带有某种“必然性”，它暴露了人性的共同弱点。

　　 难归难，对于这种世界病和人性共同弱点，我们却绝不应束手无策。公款是全体纳税人的辛苦钱，某种意义上又是公众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劳务费”。公仆挥霍公款，无异于在向公众（主人和“消费者”）漫天要价，有悖社会契约和等价交换原则，更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是可忍，孰不可忍？

　　 长期以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加强预算和监管。从理论上说，加强预算，理应剔除泡沫化的公务消费项目、卡紧各单位各部门的钱袋子，从而使其无钱可挥霍；加强监管（如审计），理应起到“秋后算账”、从而阻吓新的挥霍行为的效果。

　　 但遗憾的是，一方面，在官本位的整体语境下，预算约束往往偏软，而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财政部门对同级“兄弟部门”报出的预算金额也往往抹不下情面，这是事前失灵；另一方面，审计工作也同样面临权力干扰、“兄弟部门”情面问题，在惊天动地的“审计风暴”背后，大量“不大不小”的挥霍公款行为仍公然上演，这是事后失灵。

　　 遏制“三公”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强化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相关的预算，不仅要具体，而且要透明；群众不仅要有知情权，还要有监督权。而现在，恰恰这一环节相当薄弱。公众缺乏监管的空间和权利。表现之一，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人大，在财政预算和支出上知情权和否决权还相对有限，看护公民“钱袋子”的能力有待提高；表现之二，公众利益的守护者——媒体，在对类似问题的舆论监督上，还相对弱势。

　　 因此，遏止“三公”，必须强化“双向监督”机制——在自上而下监督的同时，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并使两者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