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几年前，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也说过类似的话。尽管背景不一样，针对性不一样，但是倡导的却是同一个理念：党政官员与社会各界应该有一个和谐对话的氛围，而不能不论场合、不讲条件地都以“指示”把官员架起来。不仅说者、听者都累，而且很容易扭曲双方的应有关系，给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允许官员说错话”的观点，笔者以为是有着较大认识意义的，这主要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中国有“为官者尊”的传统，对领导的讲话，一些人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语境，都要冠之以“指示”，其实这样的“尊”却往往事与愿违。因为本意不是做什么“指示”、只想随便探讨问题的领导，却随时随地被人框在“角色”里，官员在面对公众或镜头时，又怎能不加倍小心？其二，从官员的角度来看，虽然不能排除一些刚愎自用、作风蛮横的官员，从来不怕自己说错话。但就大多数官员来说，还是很怕说错话的。而最根本的“怕”，其实还是得失选择之难——展示口才固然可以给自己的形象加分，而一旦“言多语失”，一丢面子，二担责任，如果再遇上“以讹传讹”的，那麻烦就更大了。

　　 如此看来，“允许官员说错话”就不是仅靠一个倡导那么简单，而首先要通过官员与公众共同创造相应的人文环境。不久前，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来到郊县调研，与当地官员团体聚餐时，发出了“能否每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节约也卫生”的提议。该县随即下发文件，在全县各类餐饮店落实仇书记的“指示”。这场备受争议的“餐桌革命”，其实根子就在于，领导说过的话，下属在搞不清到底是“鸡毛”，还是“令箭”时，宁可当作“令箭”办了再说。如果类似的情况多了，领导们哪里还敢随口提议？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此前有过“领导说话全是‘令箭’”的环境，下属们又何以如此草木皆兵？

　　 所以在“允许官员说错话”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官员自身的责任重大。第一，官员不能怕说话出错而患得患失；第二，官员首先要为下属、民众营造一个开明宽松的人文环境，一定程度上说，只有你不揪住别人的瑕疵无限上纲，别人才能允许你说错话。（马龙生）